要认清邪教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尽管邪教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归结起来它仍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所以邪教的产生仍然有某种文化产生的一般特征。
1、历史文化因素——当代邪教文化具有文化的历史积累。中国当代邪教的滋生蔓延与传统文化中某些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主要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在中国一直存在，历史很长。而且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文化，融于民俗活动中，影响和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信仰者“遵照诸神众灵的旨意和天意注定的命运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采取他们的行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它促使局部地区封建迷信泛滥，修宫建庙耗费大量物力增加城乡经济负担，冲击主流文化建设等等,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广泛存在使邪说易被广泛接受。有人甚至说“尽管这种信仰不是邪教信仰,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民间信仰的特点决定了民间信仰广泛存在使邪说易被接受：一、信仰的多样性使经过自我造神的邪教教主容易让民众产生崇拜。中国民间信仰的形式是“万灵崇拜”和“多神崇拜”：人们崇拜自然物、自然力，崇拜创世神、守护神、谷神、祖神等幻想物，崇拜神仙、圣人等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崇拜幻想的超自然力的灵魂、偶像巫术，人们不是崇拜一个对象而是多种神灵一起崇拜。只要是神就能得到人们的崇拜。这种特征使得当邪教教主以神的面貌或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时让人们容易接受并产生崇拜。因此当季三保以“神所立的基督”、华雪和以“基督再生”、吴扬明以“被主立为神”、刘家国以“主二次道成肉身来人间”、李洪志以“佛，大觉者”的面貌出现时，一些民众毫不犹豫地崇拜上了。二、信仰动机和目的的功利性特征使部分民众易加入许诺某种好处的邪教。民众的“万灵崇拜”和“万神崇拜”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的，人们用崇拜的各种手段与神鬼进行的是利益的酬答互换，人们信奉鬼神是由于有祈福禳灾、祛病驱邪的功利要求的。因此，不少民众拜求、讨好民间崇信的吉神、凶神，善鬼、恶鬼，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向神灵表达着自己的功利性要求。尤其当遭遇到人力不可及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时，“
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烧香叩头，供祭神鬼，向各路神仙鬼怪等超人的魔力求助”。因此，当邪教以神的名义出现并许诺入教能满足他们某种欲求而且恰逢有这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时，许多民众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入陷阱。与此同时，他们也遵循着与神灵进行利益交换的原则，把大量钱财或者肉体交给邪教教主以获得教主的保护，免去“世纪末日”之灾或者得到“圆满”等，这就难怪中国当代那几个邪教教主一个个都赚得钵足盘满、妃子成群。三、民间信仰的神秘性特点也容易增加对神秘的邪教的迷信。中国民间信仰活动有着巫术特色，人们对使用着千奇百怪的法具、神秘莫测手段、咒语的巫师无限崇拜。当邪教也利用巫术的方法手段表演、吸收教徒时，往往也就容易在信仰者中产生共鸣，进而对神秘的邪教产生迷信。
2、直接的文化因素——有利于邪教滋生蔓延的文化广为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传统迷信、气功、伪科学、人体遥感遥测、人体特异功能、飞碟、外星人等内容在内的神秘文化异军突起，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这股热潮的兴起是邪教滋生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伪科学直接给了邪教理论来源，迷信泛滥给邪教提供了思想的心理的基础，歪理邪说有了生存的社会土壤，等等。
(1)传统迷信的复苏与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历着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急剧社会变迁，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也空前增强。对起伏不定的命运、对未来的神秘感和不安感使许多人欲寻求精神安慰。这是人们相信迷信的心理基础。而与此同时，民主法制建设落后，文化建设不力及社会控制相对弱化的状况让迷信活动有机会泛滥起来，于是扶乩、算命、八字、相面、占卜、测字、风水、跳神等传统的迷信活动迅速恢复起来，形成一股热潮。90年代初，福建农村经济调查队在10个县市30个行政村作过一项调查，发现30个村中看相算命、看风水、跳大神的人员有100多个!
有一项公众迷信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大多相信算命这类迷信活动，而且各种年龄段的人中有近50％的人曾经算过命。由此也就可以看出迷信在我国泛滥的程度了。在当代，迷信思想和活动是邪教产生的肥沃土壤，迷信的泛滥给邪教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思想基础：迷信活动所用的种种欺骗社会弱势群体的手段随着迷信的泛滥而被部份人接受，与迷信性质相似的邪教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去招收信徒；迷信在不少社会领域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一定的群众心理基础，当邪教教主传播带有迷信色彩的教义时，具有迷信思想的人缺乏理性判断而迎合赞同；迷信思想在一些领域中对科学尚不能解释的、尚未认识的现象、事物所做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往往又被邪教直接转化为教义进行宣传，这更容易引起迷信者的共鸣……等等。
(2)伪科学的流播。现代迷信——伪科学在邪教滋生蔓延中也有重要影响，它为邪教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伪科学就在中国开始流播。在中国流行的伪科学及其对邪教滋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把传统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型。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神秘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甚至是超现代科学进行推销。一个典型是把《周易》解释成是集预测、未来学、宇宙理论于一体的科学大成，把《周易》说成是算命的高级科学。在一班人的推动下，全社会形成一股《周易》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出现了算命热、风水热，以及用计算机算命的“现代科技”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些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迷信的流传为人们坚信“命运”等思想提供了看似科学的理论或技术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典型是被称作是“人体科学”的特异功能。70年代末，在中国也出现了特异功能热，一大批自称能耳朵认字、意念移物、意念致动等特异功能人出现了。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气功外气”的出现，一大批的科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极力用各种手段去证明气功能导致特异功能的出现，并以各种理论论证说这就是人体科学。他们还给这类现象贴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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