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杜维明先生给中国经济学家刘茂才之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模式的思考回复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2:29:5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美籍华人杜维明先生给中国经济学家刘茂才之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模式的思考回复
[sccs8888] 于 2006-10-12 15:56:13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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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翻译
一个与 culturalist 方式有关的问题可能是，它解释每件事物，而且同时它什么也不解释。 一个常常引证作家韦伯说在新教的道德规范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新教的道德规范反映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上。 他后来探究了印度和中国的价值系统而且解释了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 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长达数十年之久一直尝试去探索为什么亚洲社会在已经有亚洲价值观和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的人, 同时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同的价值和文化，后来那些倡导“东亚奇迹”的人把这种文化作为胜利精神的引证。然而，对手也因为亚洲的财政危机的爆发而找到了责备‘亚洲价值’的理由。

就我的个人观点，对于日本经济的上升，一个更为有力的观点是其仰赖了经济的模型 (竞争的相对优势) ，投资环境 ( 美国人帮助) 或地区，社会和市场关系。而并不是所谓的儒家文明所致。

根据独特的文化，文化就本身而言并不能解释经济的发展起源，但是它能解释一个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 你可以命名‘儒家的资本主义' 或别的东西。 文化本身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文化可以适应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观点表明那些拥护者的某种‘观念学'是来源于孔子思想。哈佛的教授 Du Weiming 关于文化的适应性和观念学的议题已经谈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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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韩国妇女面面观 陈池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07:1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韩国妇女面面观 陈池




选自http://www.china-gad.org/test.asp?NewsID=967
韩国文化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在韩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妇女的主要职责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服侍公婆，维持大家庭制度下的家规。韩国妇女不仅在家庭里，而且在社会上，其地位都低于男子。但是随着韩国近代妇女的自我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妇女地位已有很大的改变。但同时新的妇女问题也不断浮现出来。



韩国妇女面面观

陈池



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的观念根深蒂固，自古就有“卖掉黄牛也要让小孩上学”的观念。笔者在韩国工作期间曾认识一位在餐厅工作的妇女。丈夫去世后，她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克服困难，先后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大学。有人说“重教是韩国的国宝”，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韩国于１９４９年颁布教育法，实行小学六年义务教育制，现在适龄男女儿童基本上都能入学，入学率占适龄儿童总数的９８．８％左右。但是从初中开始，由于各种原因，女生的比率逐渐降低。女生初中升学率为９９．１％，男生为９９．８％；女生高中升学率为９６．７％，男生为９８．８％；女生的大学（学院）升学率为３７．４％，男生为４２．５％；硕士、博士学位的女生进修率为３０．４％，男生为４３．２％。

婚姻观念有所更新

从变化趋势看，韩国女性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１９８５年平均为２３．４岁，２００３年为２７岁，男性则从２６．３岁提高到２９．８岁。传统上，女性与比自己年龄略大或同龄的男性结婚，但近年来与年龄低的男性结婚成为一种新时尚。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材料显示，其比例已达结婚总人数的１１．６％。如果说，过去韩国女性盲目遵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理念，是否离婚是男人说了算的话，那么现在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也不少。据调查，韩国离婚、再婚、独身的比率都在呈增加的趋势。年离婚率为３‰，其中年龄段在３０多岁和２０多岁的居多。再婚现象也逐渐被人接受，直至七八年前，再婚大多是两位离婚人之间或离婚男性与未婚女性之间的事，但是近年来离婚女性与未婚男性结婚的事例已增多，这可能与民众思想观念、妇女解放、妇女地位提高等有关。此外，２５岁至４５岁之间，不愿结婚，过独身生活的男女人数略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认为组成家庭将会“束缚”自己的自由或增加自己的经济与精神负担。韩国妇女部２００２年４月的调查显示，有１／３的单身女子说，她们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对结婚不感兴趣，更不用说生孩子。

生育率降低

生儿育女，世代交替，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传统上韩国人也是喜欢子孙满堂的，因此人口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调查研究发现，韩国社会越富裕妇女生育率越低。过去一家生三四个甚至六七个孩子不奇怪，现在一般只生一两个孩子，甚至不要孩子，理由是孩子会成为夫妻不和的因素，会占去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和经济负担过重等。预计人口增长率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可能转为负增长。晚婚和生育率降低导致劳动人口（１５岁至６４岁）呈减少趋势。

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随着韩国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比例大大提高。年满１５岁以上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比率从１９６０年的２６．８％增加到５３．７％。女性参加经济活动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从大量集中于农业逐渐转向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文书、教育、医务和行政工作的人员大大增加。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性１９７０年为５７．２％，到２００２年降为１５．４％；从事第二产业的女性１９７０年为１２．２％，２００２年升为３０％；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１９７０年为３０．６％，２００２年为５４．６％。法律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同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加入政党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在选举总统时，参加投票的女性占女性选民总数的比例，１９６３年为５７％，２００２年为８１．６％；参加议会选举的比例１９６３年为６２％，２００２年８２．５％，显示了女性政治意识的飞跃。现在，韩国女性当部长、议员、社团领导、企业老板、慈善家、义工的人数明显增多。

社会关注的女性问题

随着中产阶层扩大、生活水平提高、思想观念变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等，年轻的一代大多在衣食无忧的舒适环境中长大，出现了一批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发展，追求享受，不愿勤奋学习和工作的年轻人，尤以年轻女性更为突出。

追求高消费的“桔子族” 主要是指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子，有的出洋留学过，没有真才实学，但善于享乐，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煲电话、逛高档时装店、去豪华饭店、泡巴、在夜总会唱歌跳舞，一掷千金。“桔子族”的浪漫生活在年轻人中颇有影响，成为不少人年轻人的模仿偶像。“桔子族”一词的来源，据说是因为韩国水土气候不适合种桔子，结出的果实好看不好吃，酸苦得难以入口，因此就有人给取了“桔子族”这一名称，与中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追求奇异 为了彰显个性，引人注目，不少女孩费尽脑筋，废寝忘食追求标新立异，如整容、头发染色、发型怪异和文臂等。

性解放 韩国传统观念对婚前性行为是严格禁止的，但现在性观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性解放”的幌子下，有些韩国年轻女性把本来严肃高尚的性关系视为娱乐，给自己和社会都带来不少问题。据调查，梨花女子大学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婚前是否有性行为并不重要，有１／３多的学生坦承自己有过性经历。由于贞操观念的淡化，未婚同居、未婚低龄母亲增多，已引起社会的重视。

追求性感 韩国女性传统着装是要把身体部分裹住的，尽量少外露，但是现在观念变了，认为“性感”是抬高自己身价的重要方式，因此多外露成了少女追求的新时尚，从穿半透明衣服、露背衣服发展到半露胸、露肚脐和大腿，夏天女泳装自然是最小的比基尼。不仅如此，拍裸体影集、兴行裸体选美也已不是奇闻了。２００２年５月韩国影片《麻姑》（ＭＡＧＯ）由８２５名男女演员全裸演出，轰动了韩国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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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08:51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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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http://blog.sina.com.cn/u/47508bf0010003tg
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经济现象及社会形成看儒学

内容提要：本文共４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思想中，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等。第二、三部分讨论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形成及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融合过程。第四部分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观重建问题，主要从企业角度出发，也就是利义之争。

一、儒家文化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东亚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各国各地区深受儒学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和儒家思想有关呢？

东亚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实仰赖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较发达地区，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较落后地区，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经济发达，民众就对传统文化有信心，比如，新加坡发展得非常好，新加坡的儒家形象就非常正面。1984年夏威夷研究中心做过调查（来自网上资料），首尔、香港、日本、台北这四个地方，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是首尔，到今天仍是如此，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北。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有着共同的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今天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历程。就中国而言，儒家思想也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或者说企业界在以儒家思想为导向。详细内容将在第四部分论述。

二、儒家文化对封建社会形成的影响

儒学以自己的理想、观念、知识、行为等等真正实现了自身与社会同一性。首先，它不是自身独立的社会形式，无论是士、士大夫、乡绅、士绅、学士、教师(先生)等等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因为没有它自己独立的经济组织或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自立成份，在中国帝制封建制度中，教育就是儒学的主要寄身形式，但儒学的教化功能却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从塾师到帝师，从文字到精神，从习俗到典章制度……。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塑形师，但它不在社会之外，而是融化在社会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真正全社会的儒学。一个儒生自觉为儒生的身份时，只是一个学生、教师或隐士，但一旦入仕从政，他就是帝制封建制度的元素，儒学就只是他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儒士以自己身份的变革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制度整合，它实现了个人、学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统一，这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社会整合，儒学实现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传统中国社会由社会文化、国家（朝庭）、与日常社会(家族、家庭、个人)构成，不像欧洲那样存在宗教与世俗(国王)的治权抗衡，这正是造成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根基。

儒学的政治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帝制官僚体系，由于依靠于儒家的文化道德统治化为权力统治，使得这种从秦汉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在历史的混乱中延续下去，无论改朝换代，天下合分，中国才能始终是一个 “朝庭”与“江山社稷”的分别即使在最高统者的意识中也是分明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名臣对皇帝的愚忠和清官不畏权势的气节背后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文化国家的理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谷风之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正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的超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他们与“百姓”同义(不同于现代的“公民”)，是“社会”真正的本义(不同于现代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政治化了之后虽然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保持着超意识形态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塑形师。

儒学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同时寄存、延绵、保全了中国的灵魂。通过儒学，中国文化被政治形式化了，或更正确地说，政治文化化了，儒学一方面成为了封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现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儒学又顽强地把它的治世理念贯彻到这种政治格局中，礼治国家，德化天下，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因此理想的封建政治结构是道德化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种道德式能够通过教化直接在人心中产生影响，达到内圣外王。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形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就内部机制而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未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下，不会有飞速发展，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在古代史上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一直未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发展经济，对于古代中国，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是迫切的任务，也不是首要的工作。对于统治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使民众各守其分，各得其所。所谓“国治”、“天下平”，亦不过是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故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首要的任务，因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政治理想，因为不是要指导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谋取利益，而是要为个人确立安身立命的观念，所以，儒家很少直接言及利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确实“罕言利”，为什么“罕言利”？为什么不敢公然言利？朱熹解释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趋利，
乃人之自然倾向，并不需要他人来教导；而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非教导不可，故孔子“罕言利”而多言义。孔子往往将义利对举，义利对举也无非是要宣扬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

中国现在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不仅与孔、孟时代大不相同，与程、朱时代也大不相同。就内部环境而言，中国目前在经济、军事方面还处于落后地位，发展经济是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的任务；就外部条件而言，整个世界日趋溶为一体，任何国家想要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已经成为不可能。由此，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团体与团体的交往中，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不言利”或“罕言利”，也成为不可能。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必然会遭到欧美等施行大国战略的国家的抑制，从经济制裁到政治压制，尤其是美国，近些年各种外交政策的制定无不明显地表现出针对中国发展的抑制策略。中国的起和东亚国家广泛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冲突更为明显，而经济冲突的根本在于政治目的，即压制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然而 “和平崛起”的提出似乎稍晚，或者是刚刚认识到我们正在“和平崛起”，无心插足那些貌似“维和”的暴力冲突。其实我们有史以来就在和平崛起：国家把二战时期可以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事件都压制下来，尽量不对中国人民公开，即使被媒体暴光后，也是不了了之。儒家的社会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尚未成熟之际，“治国”的任务就不算完成，毕竟大多数农民还挣扎在小康水平线上。由此可见，中国正按部就班地走儒家道路。

四、“利”“义”之争

目前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伴随下，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观摇摇欲坠，即使国家引导民众走儒家道路，但市场如此开放，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利，而不是儒家提倡的“义”。而此时，在两种文化共同作用下，新的文化伦理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年轻人都很迷惘，所以只能选择暂时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精神价值、伦理制度、文化领域和社会制度迅速地消失，这是非常大的危机，现在看来，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但是当今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贪污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现在贪污腐化在政治、学术、企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但因为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快，达到9%，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家还能忍受贪污腐化。随之还出现了贫富不均、城乡差距，目前这些情况越来越严峻。因此，重建文化伦理观是当务之急。而在企业界，成为儒商正成为一些企业家的追求。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儒商的观念，这些企业界的知识分子能够自觉觉醒，比如日本有名的涩泽荣一，曾创办或管理过500多家大企业，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其专著《<论语>加算盘》，讨论利和义的关系，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论语》讲究忠、孝、仁、义，算盘则言商求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动之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利，利益是企业活动的直接驱动力。然而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其对于利益的追求本身虽然是正义的，而其追求利益的方式则有当与不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所取得的利益也有合义之利、悖义之利的分别。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是完全自由的。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和规范的条件下才是自由的。义作为当为之为，作为正义的事业，其正当性、正义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例、规范。只有符合法律、条例、规范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行为，才是合义的行为，才是正当的行为。所以，企业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以合义为基本前提的。同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觉经济，企业对于法律、规范的遵守应当是企业的自觉行为，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当然，这种社会经济秩序在中国还未完全形成。儒家的义利观对形成这样的秩序、这样的社会，无疑具有促进作用。遵守规范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见利思义”也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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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楼 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10:15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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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内容摘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传播与发展，已深深地扎根于越南社会生活中，对越南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封建统治者把儒教的纲常伦理观念视为治国的根本。在教育方面，儒教成为推动越南封建社会教育发展的动力。在民族精神中，渗透了浓厚的儒教忠孝节义观念。在人们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中，也无处不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文章通过以上论述，指出儒家思想已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忠孝节义， 影响

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思想伴随着汉字向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广为传播，对这些国家的文明进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二世纪起越南就被中国封建势力统治。当时，越南尚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随着汉字的输入，儒家思想也开始在越南传播。到公元十世纪中叶越南摆脱了中国统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但历代越南封建统治者仍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达到独尊的地位。在这前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孝悌、忠恕等伦理观念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越南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越南史学家陈重金曾说：“北属时代长达一千多年……，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尽管后来摆脱了中国的桎梏，国人仍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越南通史》）下面笔者将分几个方面阐述这种影响。



一、 儒家思想对越南政体和治国思想的影响

独立之初，越南封建统治者就仿照中国建立起统治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公元939年，吴权打败中国南汉军自立为王，奠都古螺城。《越南通史》记载：“吴权设官职，制朝仪，定服色，并整顿国内政治欲为长久之业。”

以后各朝代都效法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行政机构。如李仁宗时定官制，分文武为九品，朝廷大臣有三太、三少，以下设文班、武班各官职，在各州郡，文官有知府等，武官则有诸路镇寨官。陈朝和黎朝曾作过一些整顿，到阮朝时又重新修订官制品级并仿效清朝制度改镇为省，设置总督、巡抚等官职。由此可见，越南封建统治者是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他们建立起的体制是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越南封建统治者依靠这套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行使着统治权，维持着封建社会的运转。

诚然，统治者意识到，若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不仅要有完备的统治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伦理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观念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因此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扬， 广为提倡，成为治国的根本。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太祖刚去世时，诸皇子便发兵围城，争夺太子的帝位，武卫将军黎奉晓等击退诸皇子之叛军后，太子才得以登基，是为太宗皇帝。此后太宗规定，每年各级官吏必须到铜鼓神庙行盟礼，宣读誓词：“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之”。黎玄宗于景治元年（1663年）颁发的“教化四十条”中强调：“为臣尽忠，为子止孝”。阮朝第一代皇帝阮福映曾在嘉隆三年（1804年）发布的诏书中称：“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也。”黎朝及阮朝的统治者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作为他们实行统治的依据和法度。黎圣宗对孔子的“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的主张十分尊崇，于洪德元年（1470年）发布敕旨，规定“子居父母丧，妻居夫丧，当遵三年通制，不得徇直行，悖礼逆法。”阮朝的绍治帝也提出：“朕为天下主，教孝作忠，以教风化。”在祖母及父母去世时，他都分别服丧三年以为天下之楷模。

越南封建统治者还大力嘉奖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陈英宗兴隆四年“旌节妇黎氏。黎氏些夫范谋使元病，氏闻之哀痛三日不食死。事闻，赐银帛旌之。”（《越史通鉴纲目》）黎圣宗于1485年颁布《敦礼义课农桑令》：“……忠信孝悌之人，必用心嘉奖，民皆归厚，而革浇薄奸诡之风。”阮朝明命帝对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分优、平、次三等予以奖励。此外还令人镌刻书有“孝风可行”、“孝顺可风”的扁额颁赐各地的孝子贤孙。同时他们严厉惩罚不忠不孝之人。黎圣宗采取科举准入的办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他很推崇儒家先道德后文章的观念，于1462年制定了《保结乡试例》，规定：“听本官及本社社长保结其人实有德行者，方许上数应试。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1471年他又下令：“子居父母丧而妻妾怀孕，以流罪罪之；妻居夫丧，而肆行淫乱，或丧未满，释服从吉，并先通嫁信及娶之者，并以死罪罪之；若居丧服，出现戏场，纵观不避，以流罪论。”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也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以及骂父母、违教训、拒赡养、不服丧等不忠不孝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 犯了这些罪行的人要被处以极刑。（《历朝宪章类志》）越南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把封建官僚制度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把道德发挥成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以巩固发展和维护封建制度。越南近代著名的勤王运动领袖潘廷逢说：“我国千年来，地非广，兵非强，物非盛，建国之本唯在伦常，君臣、父子而已。”（《越南诗文合选》）



二、 儒教推动了越南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

在郡县制时，中国派到交趾地区的官吏就很注重教育。据《后汉书》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建立学校，导之礼义。”锡光、任延因此被认为是首开岭南华风的两位太守。到了东汉末年，士燮出任交趾太守，大力提倡诗、书、礼、乐。《殊域周咨录》称：“……时有刺史名仕变（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 “士王……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而获得“士王”、“南邦学祖”的美誉。

越南独立后，吴、丁、前黎朝因种种原因无暇顾及文教之事。到了封建制度巩固和发展时的李朝，统治者开始把学习纳入轨道。1070年，李太宗在京都升龙建文庙，让皇子在此学习。1076年设国子监，选文学之士教授官吏子弟及平民中聪明俊秀之子弟。特别是科举制的建立，对推动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75年李仁宗首次开科取士之后，教育便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把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科举成了通向仕途之路。为了求取功名，人们埋头苦读圣贤书，社会上也因此形成了学习的风气。到陈朝时科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学儒尊儒风气有加无已。1253年陈太宗立国学院讲授四书五经。黎朝时又整顿和扩充国子监，称为太学以培养最高人才。西山王朝设“崇政院”，把儒家经典译成字喃来进行教学。阮朝比之前朝在推崇儒学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两千多年中，汉字一直在越南占据正统地位。科举考试除西山朝外，全部使用汉字。学习的书籍自然都是汉文书籍，如《一千字》、《三千字》等启蒙书、概括中国和越南历史及一些处世训诫的《初学问津》、教导孩子们树立好好学习将来考状元理想的《幼学五言》等，更高的学《明心宝鉴》、《明道家训》、《三字经》、《孝经》、《忠经》以及《四书》、《五经》等。孩子们从小就背诵这些书，在潜移默化之后，多数人便认为这些儒家学说是天经地义的，是绝对、永恒的真理。

人们对儒教和孔子抱着一种带有宗教式的崇拜，把汉字称为“儒字”，对“儒字”的尊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看到路上有张用汉文写的字条，就赶忙捡起来放到庄重的地方或烧掉，不管字条的内容是赞美孔孟之道的还是反孔孟之道的，因为它是用“儒字”，即“圣贤之字”写成的，所以一律受到尊敬。

过去越南每个村社都设有负责祭祀孔庙的“斯文会”。其宗旨是弘扬儒学精神，激励人们学习孔孟学说，而斯文会成员都必须是考生、秀才、举人、进士等儒士。村社在管理自身事务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朝廷一般不干涉。他们有排名次的传统。如果在村里没有名次就会被归入白丁之列。白丁是没有地位的，要服各种杂役，在节日、庆典中不能在乡亭上就坐。因此排名次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能自然排上名次的首先是中举之人，做官、有品衔之人。按惯例，中考之人的名次要高于做官之人。例如一个考中秀才的人名次可排在一个没中举的一品官之上。所以越南人说“王法比不上乡规”。这些都激励着人们去学习儒学，从而使全社会的教育更加得到发展。



三、 儒家忠孝节义观念对越南民族精神的影响

按儒教观念，忠君和爱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忠君就必须热爱和保卫祖国，要为捍卫民族独立而英勇战斗。越南人民在反抗外侵的斗争中，民族意识不断增进，特别是陈朝三次击败元蒙军队入侵，使国家民族转危为安后，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民族自尊心得到增强。而带领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忠臣义士们，大都直接而忠实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因此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深深地打下了儒教“忠孝节义”的烙印。

陈朝的抗元民族英雄陈国峻，曾于元蒙军队第二次入侵越南，大军直逼升龙城下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写下了《檄将士文》以激励将士的斗志。文章写道：“余尝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仇；申蒯断臂而赴国难。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自古忠臣义士，以身殉国，何代无之。设使数子区区为儿女之态，徒死牖下，焉能名垂竹帛，与天地相为不朽哉。”（《越史通鉴纲目》）他在文章中一口气连续举出几个中国忠臣义士的忠君爱国行为以激发将士们的民族精神，读来震撼人心。他最终统领全军大败元军，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与自由。

黎朝的开国功臣阮廌在辅佐黎利赶走明朝军队，恢复民族独立后，写下了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的《平吴大诰》。文章开头写道：“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把儒家的仁义作为这篇开国文献的开篇之语，可见他受孔孟学说影响之深。而阮廌本人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一部分是出于他的孝心。他的父亲阮飞卿被明军俘回中国时，他恸哭跟随父亲的囚车至镇南关口仍不肯返回。父亲叫他别哭，要回去报仇雪恨，于是他返回并按父亲的教诲去做，最终报了国耻，雪了家仇。

在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很多儒士也树立了为国牺牲的榜样。如当河内陷落时，守城官阮知芳受伤身亡；总督黄耀慷慨殉国；赞理阮高抗法时剖腹殉节，与阮知芳、黄耀一起被供奉在河东省太和村的忠烈祠里，号称“三忠”。

儒士们的忠君爱国行为不仅表现在反抗外侵，为国捐躯上，同时还表现在效忠封建王朝，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上。他们不畏强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体现了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如李朝的李道成、黎伯玉、苏宪成、李敬修等人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忠心耿耿地辅佐皇帝。陈朝大儒朱文安在朝中为官，因见朝政腐败，上疏乞斩佞臣七人，皇帝不允，遂挂冠隐居至灵山。他那篇名垂千古的“七斩疏”是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立论写成的。文章中忠君保国思想十分浓厚。

尽管科举制发展到后来显现出很多弊端，“误人至深”，但在面临法帝入侵，国破家亡的时候也培养了一大批“忠臣义士”：如潘廷逢及参加勤王运动的大批士子潘佩珠、阮尚贤、潘周祯等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他们很多人都出身科甲，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尊王攘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的熏陶，为越南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说：“孔教最好的影响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社会混乱时，正因为有儒教，才使国家统一，使人民具有国家和民族精神。当国家面临外侵时，国民所以能奋起抵抗，保卫江山，一部分是由于儒家造就了多少代有忠君爱国精神的人。”



四、 儒家伦理观念在越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越南封建社会是以父权家族制为基础的。这种家族制在黎朝以“洪德法典”的立法形式加以承认，阮朝的“嘉隆法典”又进一步增强和巩固。家族制中父权，夫权的地位就是牢固地确立在纲常伦理基础之上的。家长是家庭中专制的主人。在家族中，嫡系是主流，其中嫡长子最受重视，在财产分配和祭祀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威。在家族制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男尊女卑的儒家观念把她们压在了最底层。

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在长期的传播、融化、吸收过程中深深地渗透到越南的社会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当中，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越南人认为“孝为百德之首”，在诸般信条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孝”。儿子对父母要尽孝道，不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嘲笑。越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领袖潘佩珠和阮尚贤，都曾因为生父年迈多病，只好暂时将自己的宏图大志搁置起来，在家中侍奉老父，尽孝子之职，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去实现自己的志向。爱国主义文学家阮庭照在其名著《蓼云仙》中塑造了一个忠孝节义的人物形象，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法斗志。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孝子。正当他准备应试以求功名时，不幸慈母故去。闻报后他立刻日夜兼程返乡奔丧。一路上风霜劳碌，加之悲痛摧胸，结果病倒了，以致惹起眼疾，终于失明。

“孝”、“悌”等儒家观念，一方面使社会养成了尊老爱幼的淳风美俗，但另一方面也派生出许多严重束缚人的封建礼教。如在婚姻这一关系到子女终身幸福的大事上，子女是不能自己作主的，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封建包办婚姻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

按儒家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是最大的不孝。结婚后无子，丈夫可以停妻再娶以便生儿育女，特别是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与此同时，封建礼教却给妇女们定出了非常苛刻的条规。妇女们要谨守“三从”、“四德”，一心一意做驯服工具。封建法律定出的“七出”条就象一条条绳索紧紧地套在妇女的脖子上。“七出”的头一条就是“无子”，丈夫可据此休掉妻子。社会也因此形成了重男轻女的观念。“一男曰有，十女曰无”，没有儿子就等于无子。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女人却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要守节，“好女不嫁二夫”，即使再年轻也不能再嫁，否则被视为失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失节的看法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

在孝行中，“礼”是不可或缺的，人们要处处按礼行事。儒家认为丧礼和祭礼（特别是祭祖宗）在礼中最为重要，因此过去越南人父母去世，丧礼是要大操大办的。人死了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后才能下葬。出殡时，子孙要表现出极大的悲伤来显示对死者的孝意。此外还要大摆筵席请亲戚邻里来吃，形成了互相要偿还的“食债”。总之，家中有人去世，活着的人就要花大钱，没钱的甚至要卖田卖地，否则就会遭到邻里嘲笑，亲戚诟骂，认为是不孝。

越南人把祭祀祖宗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无人祭祀的死者会成为到处漂泊的游魂，因此人们渴望有儿子，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还为了有人“供奉香火”。直到现在，祭祀祖宗的习俗在越南仍然得到相当完好的保留。在越南首都河内，几乎家家都供奉着祖宗的灵位。忌辰、节日自不待说，就连每月的初一、十五也都要用肉类、果品、鲜花等来祭祀。



总而言之，儒家的伦理学说对越南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不仅成为封建统治者建立和巩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而且还成为封建社会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它已深深植根于越南的民族文化中。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管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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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楼 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经济：儒家思想影响大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11:15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经济：儒家思想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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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http://news.stock888.net/040723/101,1317,981595,00.shtml2004年07月23日 13:00 TOM.COM



　　 《认识中国》邹至庄著
　　 □王则柯
　　 新年伊始，即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寄赠廖美香女士翻译的《认识中国》。开宗明义，邹至庄教授就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作为引子写道：“中国已被视为世界上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外界对她普遍缺乏充分的认识。”“不少西方人士尤其美国人对中国人生活情况的认识，仍停留在文革时期”。邹教授写到，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填补这个空隙，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并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
　　 担负这样的角色，邹至庄教授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早年应用方面关于美国汽车需求的预测和理论方面经济计量学邹氏检验法(Chow　Test)的创造以及近年关于动态经济学的独到研究，还是长期出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的“公职”，都已经奠定了邹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在世界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从实务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邹教授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出谋献策，80年代以来更多地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意见，不仅多次会见我国领导人，而且组织国际资源在北京和上海系统地开设现代经济学的高级课程，行踪所及，对于省市的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这一切，都使邹教授处于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非常有利的位置。
　　 更加难得的是邹教授有这样一份热心。作为学者，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都是学术著作。《认识中国》是他以大众为读者对象所写的第一本书。则柯有幸在1981年秋天就结识邹至庄教授，并且一直得到邹教授的帮助。则柯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邹教授总是替中国着想，帮中国说话。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还相当落后，邹教授就已经一再表达中国经济一定会起飞的信念。这些展望是学者的洞见，充满经济学的智慧。例如在劳动力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盲流”之说铺天盖地，“农民怎么能不种田”之类的指责几乎是主流话语。但是邹教授能够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出发，让我们从社会的躁动中看到良好的前景。后来国内通货膨胀、外围金融危机，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每当重要时刻，我们都听到邹教授理性的声音。
　　 阅读《认识中国》，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邹教授以学者的睿智，常常给我们提供与流行说法不同的视觉和出人意表的思维。邹教授说，由于许多中国人的烹调技能轻易达到美国厨师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要比国民收入显示的高。这一见解就出人意表，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人们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会觉得邹教授的这一见解有相当的道理。邹教授还平淡地写道，“美国人总爱以一连串的指标来将城市排名”。“根据某个排名，匹兹堡被视为理想城市之冠”。对匹兹堡略有所知的读者读到这里，未免忍俊不禁。嘻笑之余，对于我们这里更加热衷的各种排名，会有新的认识。
　　 我国人口众多，这一般被视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但是邹教授在若干论著中，都着力阐明人口众多的积极方面。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美国之所以雄踞世界一个多世纪，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她有一个整合和发育得比较好的容量比较大的国内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不但能够一枝独秀，而且成为周边经济的稳定因素，这其中，我国人口众多这个因素已经表现出正面影响。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富裕。
　　 邹教授多次强调中国有比较优质的人力资本。在《认识中国》中，邹教授明确写道，中国人的高素质，指的是工人的技巧及工作勤劳，以及企业家的活力和才略。的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要有任何机会，中国人都比较善于把握，作出让世人惊叹的业绩。
　　 邹教授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中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运作影响很大。在邹教授看来，中国人对于非正式规则的经济关系的投资，可以解释“为何一群中国人出外吃饭，人人总是像打架一样争着付款”。邹教授写道：“亚洲经济拥有不完备及非西方式的经济体系，但是要改变他们为西方机制，可能也不是一个最佳的改善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外一些官员和学者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准确性表示怀疑。邹教授以经济学的道理，说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基本准确性。大家知道，邹至庄教授是世界上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驱，许多著名学府的经济专业、政治专业和国际关系等专业，都把邹至庄教授的《中国经济》、《理解中国经济》等书，作为有关课程的主要参考书。邹教授写道：“我所用的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在整体看来是足够准确，可以说明我要表达的内容。”邹教授还具体地说，“我曾利用官方数据来处理很多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有些刊登于我在1985、1994、2002年撰写的书本内，我发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所得出结果是合理的”。“数字的准确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两者是互相巩固的”。“我亦能发现数据非常诚实，能展示出不利于政府的情况”。作为例子，邹教授谈了他如何从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作出“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比正常时期总共“流失”两千七百万的估计。
　　 《认识中国》之所以好读，还因为整个叙述深入到历史和文化的层次。则柯忝列邹教授的朋友多年，原来略知邹教授对于功夫和太极拳的体验，这次读《认识中国》，才知道教授对于古典和书画亦极有心得，实在为自己在另一个方面不识泰山而感觉惭愧。
　　 一些中国学生利用本身并不热爱的学科的入学机会到美国留学，很快就跳往别的学科。邹教授对于这些中国学生把留学当作跳板的做法不以为然，告诫我们这种做法让原来喜欢中国学生的美国教授气馁。邹教授对于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自由的观察，对于香港人的概括，对于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即所谓ABC)的身份认同的描述，都细致入微。这本书一直写到杨利伟，恐怕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
　　 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可谓重彩之笔。邹教授指出，“有些美国人的脑袋里仍然觉得有敌人要面对”。“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国家，她在全球其他地方亦扮演维持政治稳定的角色”。邹教授强调，“把中国视为战略性伙伴对于美国可能有好处”，因为“一个朋友较为乐意妥协”。“这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建议，现任总统布什已有所领悟”。情况的确是这样。“中国是否成为美国的伙伴，主要是取决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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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楼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王家骅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16:4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选自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ibenruxue/rjsxdrbgdlldyx.htm
王家骅

自日本应神天皇16年(公元405年)百济大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中国儒家思想即开始传入日本。[1]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各领域，均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影响力虽有强弱兴衰的变化，却一直不曾断绝，直至今日。儒家思想对日本法律有哪些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仅以日本古代最早的成文法《律令》为例，就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法律的影响作一初探。

（一）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该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共同遵守的、以便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包括现存的制度和道德等)的行为规则。在阶级社会里，这套行为规则成为法律，它主要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强制力保证执行。成文法的出现则是某一社会及其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

与古代日本社会与文化的晚熟相对应，日本成文法的出现要较中国晚得多，那是迟至大化革新后7世纪后半期的事。在此以前的日本法律，无论从法律意识看，还是从法律技术看，均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其表现之一是处于与原始宗教未分离状态，其二是无成文法。在“大化革新” (645年)以前、日本政治仍处于祭政一致阶段。天皇和各氏姓集团的首长，都借助神的权威实行统治。祭仪便是供奉神并了解神意的仪式。由天皇或氏姓首长传达的神意，既是政治指令，又具有法律性质。《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记载，仲哀天皇在攻打熊曾国前，曾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呀!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2]上述《魏志·倭人传》有关卑弥呼的记载和《记》、《纪》有关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的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神权政治的姿态和神的至上权威。被传达的神意称作“宣”,“宣”也有法律效力。这种法的规范力的根源，在于宗教力量。法与宗教命令仍处于未分离状态。

由于那是神支配一切的时代，因而犯罪主要指对神的犯罪。什么是犯罪呢?因为当时没有成文法，如今已不能确知。但是，一般认为《延喜式》的“大祓词”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日本不成文法时代有关“罪”的记载。其中将“罪”分为“天罪”、“国罪”两类。属于“天罪”约有“畔放”(毁坏田埂),“沟埋” (填埋水沟)、“频莳”(重复播种）、“生剥”(生剥动物外皮)、“倒剥”(倒剥动物外皮),“屎户”(净地拉屎)等8种。属于“国罪”的则有“白人”(患白癜风病)、“胡久美”(身上长肉瘤)、近亲相奸、兽奸、被昆虫咬伤、遭雷击等44种。由今人看来，以上有些事情很难认为是犯罪，但若解释为对神的犯罪，便不难理喻了。如属于“天罪”的“生剥”、“倒剥”和“屎户”，在当时被视为使神厌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神的咒力，所以是犯罪。再如“"畔放”、“沟埋”和“频莳”都是妨碍农业正常进行的胡作非为，当时人们认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受神保护的，而妨碍农业与破坏土地所有权都有蔑视神的保护性权威的意味，因而也是犯罪。另如属于“国罪”的“白人”和“胡久美”虽是患病，被昆虫咬伤和遭雷击则属偶然灾祸，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情况都会引起神的忌讳，所以也是犯罪。总之，无论“天罪”还是“国罪”都是因为影响了神的神圣性质，才被视为犯罪的。

既然为神忌讳就是犯罪，那么最重要的就不是对于犯罪者施加处罚，而是设法安抚由于这些犯罪所引起的神怒。安抚的方法是咒术性的祓楔。最常见的祓楔，是以水洗身的“洁斋”。当时人们认为，以水洗去犯罪者由“罪”所带来的身体污秽，便会安抚神怒，消除罪恶。

判断罪与非罪，也须神出场，这就是所谓“盟神探汤”。[3]在釜中放入水和小石，将水煮沸，然后计有犯罪嫌疑者用手到沸水中取石，以手是否被烫伤来表明神意，用以判断有罪与无罪。这种神判法也表现了当时日本法律的原始性质。

古代日本的这种宗教与法律未分化状态，一直延续到6世纪前后。由于受到中国法律的影响，才有了现世性质的犯罪概念与刑罚。关于现世性的犯罪，因资料缺乏，已不可详知。至于现世性的处罚，据十分有限的记录可知，有死刑、流放、杖责、贬姓、黥面、没收财物等。其中的死、流、杖显然受到中国法律“五刑” (死、流、徒、杖、笞)的影响。然而，往往在处刑的同时又实行祓楔，这反映了当时仍处于宗教与法律未分化状态向世俗法过渡的过程中。然而，日本的世俗法体系的产生并非日本社会自身的产物，而是中国法律的模拟。

（二）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既不同于以罗马法为代表的西方法律体系，又不同于东方的伊斯兰法和印度法。西方法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法律而不是含混的公平观念。尤其是12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复兴，欧洲人不再把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与法律混淆在一起，而认为法律具有固有的作用与至高无上的独立性。西方法律体系的内涵也极其丰富，社会功能非常广泛，主要是关于社会正义、权利、自由的规定。穆斯林和印度人虽也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因为他们的法具有宗教性质。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法律的宗教。印度的《摩奴法典》也不是寻常意义的法典，首先是一部宗教典籍。传统的伊斯兰法与印度法不同于西方法之处首先在于它们既非世俗的也非独立的，还在于它们是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而中国传统法律虽是世俗法律，与宗教无涉，但根本说不上是独立或至高无上的。它既不是权利、义务的分配手段，又不是社会的全面调节器，不过是特定时代道德体系的附庸或外化。它的作用首先是以国家的强制力维护这一道德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中，伦理责任与法律责任无区别地混为一体，道德劝诫和法律命令没有被形式化地界定清楚。因而以惩戒为目的的刑律居主体地位，却缺少权利规定。不过，中国传统法
律的这些特征的形式也有个历史过程，它是伴随着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而形成的。

中国古代最早产生的法律，是以惩戒为目的的，作为暴力手段的刑律。最早的成文刑律，如周朝的吕刑、春秋时郑国所铸的刑书和晋国所铸的刑鼎，但均无全文流传于世。有迹可寻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随着法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李悝既是法家的创始人，又是著书定律的第一人。然而，战国时代的法家，可以说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儒家和法家思想虽都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但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以及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方法，却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所谓社会秩序就是社会中的贵贱上下差异和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差异的总和。根据人们贵贱、尊卑、长幼的差异，为他们确立不同的行为规范，被视为量重要而实际的问题。而孔子所鼓吹的“礼”，便是这一差别性规范。“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日常生活规范，还是治理国家的准则。例如，鲁哀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便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儒家虽不否认法与刑的作用，但认为以道德教化改变人心，使人们遵守礼制，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方法。孔子即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尊德礼而卑刑罚，是儒家的一致信条。“礼”所倡导的差别性规范，也贯彻到法与刑之中，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

法家的主张则与儒家理论相左。法家虽不一般地否定德与礼，但认为道德教化与礼的准则都是政治以外的事，反对把礼应用于政治。法家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还认为法是无差别规范，执法必须“一赏一刑”(《商君书·赏刑》),“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管子·任法》)，“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存在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礼与法、德与刑的对立。

但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开始了儒法合流的过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礼本刑助”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法律内容亦逐渐儒家化。西汉董仲舒曾用儒家典籍《左传》解释汉律，实行“引经决狱”。曹魏以后，制定法律便多经儒者之手，开始“以礼入法”，将许多“礼”的精神乃至内容逐渐渗入法律之中。这样不仅使儒家的法律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指导思想，而且使法律内容与技术也逐渐儒家化。

魏律的削定者陈群、刘邵、韩逊、荀洗都是儒臣。他们将《周礼》“八辟丽邦法”纳入魏律，称为“八议” (议亲、议故、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即皇帝的亲族故旧、有功之臣、有能之人等八种人，若犯死罪，须上奏皇帝，经特别审议裁定，可减免刑罚。“八议”入律，显然不同于法家“一赏一刑”，而是把儒家亲疏有别、尊卑有等、贵贱有差的“礼”的差别性规范法律化了。这样，同一种违法行为，由于行为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就受到不同的处理，而适用不同的法律。

晋律是由贾亮、郑冲、杜预等14人制定的。除贾亮外，郑冲、杜预等人都是著名儒者。他们在制律时，将“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引入晋律，规定处理亲族间的诉讼时，要根据表示亲族关系亲疏的服制来处理。

北魏的法律是由高允、崔诰等制定，经刘芳修订而成的。高、崔、刘三人都是经学大师。北魏律不仅保留了“八议”与“准五服以治罪”两大原则，而且增加了“留养”和“以官爵当刑”的条文。“留养”即在家中有上亲须奉养时可暂缓处刑。“以官爵当刑”则允许不在“八议范围内”的官吏以削官爵抵当刑罚。这些规定体现了儒家养孝尊亲的道德主张和优待尊贵者的差别性规范。

北齐制律时，规定“重罪十条”不能依“八议”论减赎，即是不可赦免的重罪。以后的所谓“十罪”(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幸、不睦、不义、内乱)即由“重罪十条”发展而来。“不孝”也列入最重的罪即“十恶”中，是受《周礼》影响，《周礼》便将“不幸”作为乡八刑之一。而且“十恶”中的“不道”、“大不敬”、“不睦”、“不义”、“内乱”也都是与家庭伦常有关的。

唐律继承魏、晋、南北朝各代制律的成果，形成包括律、令、格、式的严整法律体系，完成了法律儒家化过程。它公开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名例1》)，以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礼本刑助”为唐代法律的根本精神。它不仅将“八议”、“十恶”、“留养”、“以官爵当刑”、“准五服以治罪”纳入唐律，还将源出于礼的“七出三不去”、“亲隐”等内容也列为唐律条款。《四库全书提要》说，“唐律一准于礼”，确实道出了唐律的特色。

唐律“一准于礼”，“以礼入法”，既混道德于法律，将原本诉诸内心的道德要求变为外在的强制性规范，乃至取消了真正的道德，又变法律为道德，使法以礼为准绳，以执行道德为己任，成为特定时代道德观念的附庸，从而使法律丧失独立性而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

唐代以后，历代法典都以唐律为范本，虽有损益，但无关宏旨。法律的儒家化即道德化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异于世界其他法律体系的传统特色。

(三)

日本大规模地全面学习中国法，还是大化革新以后的事。日本最早的成文法是《近江令》，据说制定于大化革新后的671年。以后又于689年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但这两种法令均已不传，不得窥其面貌。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虽已散失，但它与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的内容大体相近。《养老律令》中的律10卷12篇，仅存部分内容，后由逸文复原。《养老律令》的令10卷30篇散失2篇，也已据逸文复原。于律、令之外，以后又制定格和式，形成与唐代法律相似的包括律令格式的成文法典。律是刑法，令近似于现在所说的国家组织法、民法、诉讼法等法令和其他规定，格是对律令的补充规定；式则是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日本成文法典的分类法与唐代法律的分类法完全相同。

《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都是以中国唐朝律令为范本制定的。自然，这些律令的精神与内容也都模仿唐朝律令，处处渗透着儒家思想影响。

《弘仁格式》序说：“律以惩肃为宗。令以劝诫为本。”[4]养老律的解释书《令义解》的官位令开首部分也引用中国晋律编纂者杜预的话，说：“凡令以教喻为宗，律以惩正为本。此二法虽前后异时，并以仁为旨也。”这两段话不仅规定了律和令的不同任务，而且表现了日本法律的制定者与解释者对于法律须以“仁”为根本宗旨即法律的教化性质的认识。这与中国法律体系所表现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儒家精神，并无二致。

养老律相当于现在的刑法。它基本模仿唐律，从篇数、篇名乃至内容，均大体相同。唐律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养老律也是12篇，篇名与顺序均与唐律同，只是条文较唐律为少。

养老律继承了唐律中具有儒家色彩的大部分条目，如“八虐”置于《名例律》之卷首，而所谓“八虐”实际是唐律“十恶”的变形。它把唐律“十恶”中的“不睦”和“内乱”去掉，将“恶”改称“虐”，遂成“八虐”。“不孝”自然也列于“八虐”之中，伦理责任与法律责任在这里被混为一谈了。

养老律还有“六议”条目。所谓“六议”则是唐律“八议”的简化。它将唐律“八议”中的“议功”和“议勤”合并为“议功”一项，又削除“议宾”，遂成“六议”。其宗旨也是表示对权贵们在法律上的优遇。

养老律还有“留养”和“以官为刑”等规定。这些显然也来自唐律。体现了懦家孝养尊亲的主张与别贵贱尊卑的思想。养老令虽以唐令为蓝本，但因令近似于现在国家组织法、民法等，而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组织与民众生活有诸多差异，所以养老令与唐令比较，有较多差异。养老令也有许多内容表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包含有中国“礼”的内容。

例如《职员令》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最高官太政大臣的任务是如下规定的：“右师范一人，仪形四海，经邦论道，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5]太政大臣职务的设置，实际是模仿唐制，是将唐令中的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空、司徒)的任务归于一人。关于“师范一人”,解释养老令的《令义解》说：“教人以道之称也。”即是说，太政大臣是以“道”教授天皇的老师。因而要求太政大臣应是能为天下仪表，经邦论道，调和阴阳的有德者，实际是规定了日本天皇政治的根本原理是儒家的“道”。

《选叙令》则规定在选用官吏时，首要标准是德行如何，即“铨拟之日，先尽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6]将“德行”置于“才用”与“劳效”之前。在评定官吏功过并对他们进行考课时，也首先看德行。《考课令》规定的考课官吏标准，第一条就是“德义有闻者，为一善。”[7]这些都是儒家的“为政以德”伦理本位思想的反映。

中国“礼”的一些内容也被纳入养老令之中。例如，中国儒家典籍《周礼》中有所谓“施舍”制度，即免除特定的一些人课役的制度。中国唐令根据这一传统制度，具体规定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8]中国唐代统治者企图以此为自己的统治戴上“仁政”的面具，并籍以推崇“孝顺”与“贞节”等儒家封建道德。日本养老令的《赋役令》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唐令该条，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政太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9]所不同的只是将“闻于乡闾”改为“闻于国郡”，“州县申省奏闻”改为“申太政官奏闻”，此外，所免“课役”内容也有不同，在唐是免杂徭、岁役等力役，而在日本是免调与庸等实物。[10]

从上述例证，我们不难看出在日本形成的成文法体系，既接受了中国儒家的法律意识，又吸收了儒家礼制的许多内容，也是儒家化即道德化的法律。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它象其他中国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的法律一样，应归属中国法体系(或称东亚法体系)，有别于西方法和伊斯兰法、印度法。但是，这并不意味日本的宗教与法律未分离的原始法的影响，已荡然无存。日本固有的氏族神信仰，在养老律令中仍有所反映。例如养老令的《公式令》规定，在天皇发布诏令时可用五种形式，即“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天皇诏旨”“诏旨”。[11]前三种的天皇称号中，都有“明神”字样。“明神”是“现人神”即以凡人身份降世的神。这表明养老律令不仅根据儒家理性精神把天皇规定为日本国土与人民的所有者与最高权力者，而且依然承认天皇是以太阳神为中心的创造日本国土的天神的直系子孙，仍带有宗教色彩。

由于日本是在固有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技术极不成熟的情况下，接触到中国大陆比较成熟的道德化成文法的，因而日本最初形成的成文法难免照搬之嫌。这些法律条文未必完全与日本社会状况相吻合。例如，唐律规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娶妻后再娶妻即犯重婚罪;但允许纳妾，妾不是正式配偶，身份较卑贱，甚至可买卖，也不能继承夫的遗产。然而，日本当时通行一夫多妻制，有前妻、后妻之称，其地位是平等的，都可继承丈夫遗产。日本律令的制定者如何将唐律的一夫一妻制规定与日本一夫多妻制的现状相调合呢?他们是采取将前妻称为“妻”，后妻称为“妾”的方式解决的，不过仍承认“妾”是夫的二等亲，享有与“妻”平等的地位，也可继承夫的遗产。类似的律令条文与日本社会现实脱节的情况还有一些。然而，这些并未影响日本律令的法律权威力量。直至平安时代后期(10世纪末)的300余年间，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律令作为公法，一直是日本社会唯一的权威性法律规范。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儒家的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也日益为日本人所熟知，并逐渐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注释：

[1]详见《古事记》中卷应神天皇记和《日本书纪》应神天皇16年条。

[2]《古事记》中译本，邹有恒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117页。

[3]《日本书纪》允恭天皇四年条。

[4]《类聚三代格》卷一序事。

[5][6][7][9][11][12][13]《日本思想大系3》第159、270、284、255、365页。

[8]《大唐六典》卷8户部郎中案。

[10]曾我部静雄：《以律命为中心的日中关系史研究》，吉川弘馆1970年版第63—71页。

《日本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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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楼 连中文都不会,他懂儒家文化.按他的说法,不单儒家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 工程师00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33:31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他都要否定.
我不知道你为什麽要找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来谈中国文化.只因为他是哈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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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楼 儒家文明与东洲经济(论纲)--以日本文明为案例 --刘茂才 汝信 欧阳自远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53:14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儒家文明与东洲经济(论纲)--以日本文明为案例 --刘茂才 汝信 欧阳自远


儒家文明与东洲经济(论纲)--以日本文明为案例

儒家文明与东亚经济（论纲）
——以日本文明为案例

刘茂才 汝信 欧阳自远；2004年1月22日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研究现状：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著名年报：《东亚奇迹》。然而，从日本到“四小龙”，从南亚诸虎到中国， “有没有一个‘东亚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回答一般是肯定的。”（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2004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那末，这一主要区别于欧美，而也不同于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的东亚模式，何以成了全球经济中的皎皎者呢？
对此，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进入21世纪后专著仍不断问世，解释则基本集中在：威权主义、政府主导、重集体轻个人、重家庭、重教育、重储蓄的“六大因素”，而英籍日裔学者森岛在1982年便已将其模式化为：“儒家资本主义”。然而，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1998、1993两次赴我国考察后，却说：“谁能说清楚中国（经济）问题，谁就应当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而我国著名学者陈乐民的质疑则更尖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富强的工业道路，乃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云云，实属无稽之谈。”（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社，1999）。
儒家文明（中华文明、东亚文明、儒家文化、中华文化、汉文化圈）和东亚

刘 茂 才：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
汝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月球探测中心首席科学家、院士。
经济，包括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六大因素”又究竟是不是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和现当代价值？——半个多世纪了，依然是中国人自己说不清，东亚诸国道不明，欧美学界也糊涂的人类的共同困惑。
选题的意义：选择从这一世界级难题切入，揭示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及其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攻占国际学术研究制高点，从而，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达到或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二、内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我们的思路：有解释力的理论，应当是既能给弗氏以“说清楚”，又能直面陈老先生指出的日本“乃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同时，还能对国际学界经半个多世纪探索始得出的“六大因素”的研究成果以回应。
以日本为例。日本之所以“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因为“全盘西化”是日本的国策。然而，三本七平却强调：“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确遍布于全世界，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只要日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无论是颁布宪法还是引进议会制度，这一点都不会发生变化。”（《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黑体笔者所加，下同）。而在企业的微观层次上，小森阳一则指出：“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总是通过天皇制神话被言说。这与日本战后的企业是依靠天皇制的组织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事实密切相关。创业者被视作小天皇一样的绝对者。”（《天皇与现代日本社会》，“读书”，2003年第12期）。由此可见，“六大因素”，以及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团队精神等等，都不过是亚层次的日本制度文明，全都一统于至今写在日本《宪法》上的天皇制的大框架内。也正是因此，无论是654年大化改新的全盘汉化，模式为“和魂汉才”，还是1868年明治维新的全盘西化，模式为“和魂洋才”，都不过是一种当时代先进的制度包装而已。一千五百年了，今天的日本，核心的观念文明依然是“神道”，而不是“大和”精神，也不是忍或耻（本尼迪克特）；其制度成果则是天皇制，其微观基础则有靖�
�神社。
日本案例说明，尽管美国的宪政民主和日本的孤独天皇制，是完全对峙的两种文明形态，也尽管美国强制性地改造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以驻军为支撑，向其扩张和渗透，然而，美国占领军当局也不得不同意将天皇制写进战后《宪法》——这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冲突”。 在神道和天皇制面前，美国的普世文明被遏止住了，胆怯了，退缩了。三本七平还告诉我们：“我访美时，与美国国务院西亚处前处长伯拉温会谈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解决中东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中东是可以理解的；在美日之间，不存在问题，但日本是不可理解的’。”（同上书）。
作为日本民族信仰、凝聚力、纽带和民族精神的神道与天皇制，保证了日本经济以魂为体，以汉、洋两才为用，进而，保证了今天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日本经济都将稳居德英法之前，牢牢霸住全球第二。尽管小泉首相说，日本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全盘西化、美国化，但在今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内，西化也好，美国化也罢，仍然不可能将“神之国”（森喜郎首相语）的日本文明“化”掉；日本既脱不了“亚”、也入了不“欧”，日本文明依然是日本文明。日本天皇制我们固然不好说它落后，但也不能说它先进，既不好说它是封建主义，但它又绝不是资本主义，日本天皇制它不是普世的，但它的历史却不会终结，美国宪政制度是普世性的，但穿透力却十分有限。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是如此千姿百态，相峙而相融，福山的著作，学术性太淡，政治味太浓。
在日本，“六大因素”被统摄于天皇制。那末，在中国，在韩国，在其它东亚诸国，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六大因素”，又被统摄于了什么样的各国不同的“制度文明”呢？而涵摄了儒家形而上核心观念文明和“六大因素”及其它亚层次制度文明的儒家制度文明，又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制度文明呢？
我们的方法：日本的神道和天皇制，欧美学界早有深刻而透辟的研究（赖肖尔、霍尔等）。但是，他们却从不将它和日本的经济奇迹相联系，因为，那既是公开宣布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彻底失效，而同时，他们也就失去了惟一的分析工具。我们对美国普世宪政文明和日本孤独天皇制都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制度文明的实证研究，本身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胡锦涛，2003，11，25），对整体性人类制度文明分析方法的创新探索。
我们的主要观点：
1、日本经济神话是日本本土制度文明在向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学习和汲纳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冲突而历史地演进的结果。就当代日本社会表层结构说，用“儒家资本主义”描述日本经济模式，倒也是既科学，也贴切。
2、其它东亚国家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深度各不相同，但因其经济发展过程也彰显出了“六大因素”，所以，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归类是可以成立的。
3、迅速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是儒家文明在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汲纳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冲突而历史地演进的结果。和日本的区别是：日本本土的制度文明是彰显而公开的，中国的本土制度文明却是深沉而潜隐的，以至到今天，欧美学界固然糊涂，东亚诸国也道不明，而中国人自己又说不清。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5000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惟一没有中断过自己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洋溢着无限生机，外化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存形态，之所以既可以敞开胸怀，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又敢于改革开放，大胆和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接轨，从而，吸纳了西方文明内部这针锋相对的两种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国政府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镕基和温家宝近几年来之所以多次讲话都一再强调：中华文明是不同于其它文明形态的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社会制度，就因为在中华文明本体内有着始终充盈着周流六虚，生生不息活力的制度文明在！——我们的观点是：“儒家文明有‘制度文明’论”。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哉，斯言也！
4、日本的天皇制是孤独的，欧美的宪政文明自称是普世性的。然而，以上实证研究说明：二者都不过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制度文明，在全球不同制度文明形态之上，才是普世的整体性的人类制度文明。

三、预期价值：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
我们的上 述研究的创新程度，无论是基本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论领域，都是原创性的，尽管它们都还仅仅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
实际应用价值：在国家层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可持续，即“崛起论”？而不可能是“威胁论”，即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不可持续，即“垮台论”？在区域层次，东亚经济，即“10+1”、“10+3”和东亚货币一体化又是否可能？在全球层次，“面对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的扩张，……是涉及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命运的大问题”（陈顺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以及温家宝总理呼吁以“开展更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的方式研讨这些问题的解决（2003，12，10，哈佛演讲），都首先要求回答：作为人类文明惟一原生型的中华文明，自然有着涵摄了儒家形而上核心观念文明和“六大因素”以及其它亚层次制度文明的儒家制度文明？因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自当旗帜鲜明地以之为“体”的这一制度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形态呢？


另请看网站：http://scccs.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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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楼 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56:27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选自：http://www.chinamc.org.cn/pages/506/30506.htm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但在复杂迷乱之中，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十分稳定、支配着中国管理意识和行为的管理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管理观念形态，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之春秋战国，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早在八千年以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社会关系的发展上，随着原始氏族分解为母系大家族，母系大家族过渡到父系大家族，特别是父系大家族中各个家庭分财别居之后，使管理也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管理走向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意识为土壤的传统管理。

　　总之，在当时封闭的以农业生产管理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宗法社会土壤下，何种管理思想或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并以何种形式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孕育了我国早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意识和行为都是以华夏文化为轴心起源、发展的。

　　当历史进入春秋之后，上古华夏文化的渊源流向何处？何种管理思想发展为主导潮流？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鸣和探索，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
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对旧中国的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生产、制度改革，并大量引用了原苏联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创造出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但是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落后的思想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历史上尽管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
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当前，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企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企业要想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法人实体，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科学是关键。因此，就要求我国当代企业从思维观念到经营管理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一无反顾地进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而这种变革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民族优秀的传统管理思想为根，兼容世界各国之长的基础之上。1996年9 月朱镕基同志发表的题为科学管理，兴国之道的文章，把管理提高到兴国的高度。这体现了对当代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学管理理论的希望和肯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对中国企业来说，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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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楼 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2）分类:思考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3:58:4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2）分类:思考



选自：http://znlshn.bokee.com/viewdiary.11420480.html
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2）分类:思考
二．民族主义

1．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844年意大利学者首先提出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词汇，其基本含义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忠诚与奉献，体现为一种突出的民族认同意识。

15世纪以降至当今21世纪的西方乃至世界的政治文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逐渐锻造出来的对于西方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认同，以及围绕着这种认同所日渐丰富的文化形态。这一政治与文化双重推进的民族主义伴随着、促进着欧美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20世纪以来亚非拉各弱小民族在摆脱西方政治奴役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前一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它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呈现出全权主义的强势特征。民族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20世纪末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解体以及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各自民族全方位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这一阶段目前还刚刚开始，它的发展趋势以及内在的问题虽尚未明朗，但端倪却已出现。



2．魔鬼与天使是民族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

魔鬼与天使是民族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就好像我们把钱币交付的时候，我们同时把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已经付出，而付出其中一面是不可能一样的道理，当民族主义引导下的社会运动一旦出现，运动的施动者和被动者均会遭遇魔鬼和天使，只不过碰到谁多一点，少一点而已。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在经过卢梭思想的激励后，法国人民一手握着反击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枪，但另一手却举起指向同胞的屠刀。因此，民族主义无论作为意识还是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同时具有魔鬼和天使的特质，而很难说这一件事情或这一个时段表现出魔鬼，而另一件事情或时段表现出天使。

从强势民族主义和弱势民族主义的历史进一步说明上述要点。

“民族主义在其扩散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民族主义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民族主义。从理论的层面看，强势民族主义一般都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理想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值得全人类效仿，因此，强势民族主义是超越国界的，它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和意图强加于它国的头上。弱势民族主义则通常强调自己民族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很少幻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尼赫鲁就明确表示，印度的知识分子，只是要将自己从英国人的观念和偏见中解脱出来，了解自己真正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重新恢复自己的自信。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强势民族主义的国家一般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而弱势民族主义的国家其综合国力总体较弱，很难将自己的意识文化传播到国界之外。由于现代民族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生产的，也可以说，强势民族主义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相关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凡是欧洲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莫不将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或是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谴责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而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总是以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或类似的民族主义纲领为旗帜来捍卫自己发展的空间。当英国成为世界上
最强大的工业国时，英国最热衷自由贸易，而美国与德国却无不将贸易保护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即便在今天，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最大收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与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并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强势与弱势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当一个国家实力强大时，它的“民族利益范围”往往就超越了它的国境，其民族主义也就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特点，反之亦然。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强大，它要将自己的民族信念推广到全世界，就必须具有某些全人类共同认可的准则。缺少一些基本的人类准则，这样的强势民族主义迟早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灾难。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都是综合国力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最终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结果在二战中被彻底打败；而美国提倡的人权观念，尽管不乏虚伪的成分，但毕竟还拥有某种迷人的光环，使美国得以借机将自己的民族信念向世界扩张，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强势民族主义在话语权方面也拥有极大的优势。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一些学者也早就指出，今日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当时民族主义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我们时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评价和行动准则强加于所有的其他国家。换言之，强国或强国的联盟能够合理合法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而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球性”的和“人类”的利益，而其对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则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应该予以消灭的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标准，成为今日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观念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因此将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主动出击式的、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视全世界为自己领地的强势民族主义，以便与发展中国家关注本地区利益的、防卫性的弱势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无论强势还是弱势，都有其倡导普世价值，推进社会发展，维持世界多元化发展及其秩序的“天使”的一面，但都有极端和狭隘的甚至引发战争和屠杀的“魔鬼”的一面，而后者只不过强弱双方实施“魔鬼”的手段和旗帜不同而已。



三．构建现代民族主义精神

1．信仰和追求自由，尊重每一个人及其权利

（1）历史溯源

① 西方：近代以来，在西方立国的理念中，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是扮演个人权利护卫者的角色。而对这一理念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哲学家洛克。洛克基于自然权利说，认为国家和政府都是通过社会契约创造出来的。洛克“从来不认为个人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或政府，而是认为理性的个人把自己的权利交付给行政与司法权威，这样做时仅以国家保障其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为先决条件。”洛克坚持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由公民通过契约而形成的，因此，国家的政策必须由公民来决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当然，这样的多数票决仍然不能改变契约的基本条款，即个人交付自己的权利，为的是解释和执行自然法，以及国家在平等地支配每个人的公共法律的框架内保障个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因此，国家最终是其公民自然权利的捍卫者，只有在形成这样的国家的前提下离开自然状态才是理性。”（《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顾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洛克的学说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建设历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末叶西方最重要的法哲学家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说：“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政治护身符。”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说：“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现代国家的新理念逐渐为国人所接纳和传播。1914年，陈独秀发表《爱国心和自觉心》一文，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总之，个人权利是现代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现代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归宿。

② 中国：从东方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来看，同样看到了争取独立自由和富国强兵两大目标。这种起源直至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仍是存在。梁启超指出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质。他认为，现代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方面，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另一方面，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前者是民族建国的精神，后者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的这一认识直至今日仍具有相当价值的现实意义。



（2）建立多元的历史集体记忆，体悟民族的苦难

苦难本来就是民族自身发展历程中的组成部分。“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压根尔没有悲哀没有丑恶没有绝望。活下去本来就不需要谁来劝，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用不着谁来劝。”（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因此，民族的苦难既是磨难，又是机遇。体悟民族苦难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丑陋；需要一颗认真的心去深入历史细节，感受历史的脉搏；需要一颗正直的心去发现被谎言和无知遮蔽的历史真相；需要一颗理智的心去反省历史，然而，体悟民族的苦难能激励奋发图强的民族忧患意识，消解民族仇恨情绪，升华对民族、国家和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爱意，从而，提升民族精神的宽度、高度和深度。



（3）培养世界意识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经济全球化浪潮裹挟着人们进入一种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大异于过去的新世界。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进步；世界的进步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史学家张椿年语）的时代中，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的运动轨迹，深刻理解我们所承担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我们必须认识人类文明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既要认可人类文明中的共同财富和共同问题，使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胸怀对待这个世界；又要学会尊重各种文明，使我们具备不自傲、不自卑、不盲从的积极进取而又宽容的精神。用世界意识来营造民族主义温情而理性的土壤。



2．认同人类普世价值，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而有差别甚至是异质的文化之间碰撞和冲突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20世纪上半期的这一过程则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两次世界大战足以让世人对基于极权和集体自私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进行深刻地反思。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宣言主张“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指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而且明确提出“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由此可见，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宽容等原则为世界超地域、越族界地加以认可。用这些人类的普世价值重塑我们的民族主义，才能真正挖掉“狭隘”的根子。同时现代精神的民族主义还必须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加以规范，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由此才能防止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而酿成国家甚至人类的灾祸。



3．民族交流和民族进步发展

人类学家博厄斯指出：“人类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性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玛雅文明的消失、美洲大陆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和欧洲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其实是有限的，虽然在古代史中把我国描述为长期实行开放的王朝，对外交流的领域及其史实似乎也挺多的，这些都不错，不是还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吗。但是，从文明交流的质量来看，我们的交流是有限的。撇开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就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周边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能在同一时代和等量级的文明进行交流。古代中国周边充满了游牧民族，从匈奴到满族，几乎没有一刻停歇过。当然这些游牧民族在古代中国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萧何”的角色，一方面刺激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则因力量发展尤其是军事力量发展太强而导致对古代中国文明的挑战力过当，从而导致中国文明的衰落。

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有权学习其他民族创造的更先进的技术、文化和组织社会的规则。一个民族如不学会更先进的事物，故步自封，就只能停留再古代文明的状态。不断地改善规则，去除不好的习惯，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法则。这应该是一个通常的道理。但值得强调的是其中的“规则学习”和“去除习惯”。

规则是人们理念的外化，而理念的核心就是价值观。联合国成为当代世界进步规则的集散地和发布地。安南曾说：“原则和规范的重要性易于被低估；但在联合国创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新规范越来越被广泛地得到接受，已深入地影响到亿万人民的生活。”学习的一般路径是先学习规则，而习惯的去除必须有赖于规则的运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才能真正去除陋习。

当然，对于历史和文化越为悠久，古代文明越为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学习规则和去除陋习的道路就越为艰难。如中国。又如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新加坡李光耀就曾宣传“亚洲价值”，认为亚洲价值就是儒家价值。儒家价值固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把它升格为和人类普世价值相对立的境地。李光耀后来也领悟到了“亚洲价值”的缺陷。2001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他甚至提到亚洲渡过困境主要得益于“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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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楼 一个娶反周总理的骗子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谈儒家?
[ 沉沉默默几十年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4:07:12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一个娶反周总理的骗子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谈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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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楼 没有儒家思想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里，不信，请看sccs8888的跟帖。
[ 我来自农民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4:15:36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没有儒家思想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里，不信，请看sccs8888的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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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楼 谁？
[ fafami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09:46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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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楼 看看儒学对韩国的负面影响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28:4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看看儒学对韩国的负面影响




选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02361.shtml
最近网上对儒学的争论可以说是比较激烈的。关于这一点“民主派”和“保守派”争论的面红耳赤。有的甚至偏离了“就事论事”的正轨，开口大骂起来。
　　
　　但是，网上对儒学的讨论总是局限在其对中国的影响。其实，讨论其对中国的影响涉及到的关系太复杂。这其中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要策清它确实不容易。正所谓“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我们不妨来看看儒学对韩国的影响。
　　
　　韩国在经济上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了，三权分立、民主法制也实行得不错。教育普及也搞得很好。城乡差距也不大。在这些方面，他和西方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儒学。韩国人很推崇儒学，甚至还远远超过了中国。
　　
　　现在来讨论儒学，是否就简单些了呢？
　　
　　韩国的法律虽然承认“婚姻自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韩国的“家长制”很严。韩国人所找的对象都要经过父母点头。如果哪位韩国人不听父母的，那么父母就会以“断绝父母关系”威胁之。如果这样，大家都会指责他“不孝”，违反了儒学里最基本的孝道。所以，“婚姻自由”这一条在韩国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这一点上，韩国人还没有某些中国人开放，因为韩国人比中国人更推崇儒学。
　　
　　但西方国家却不这么看。西方国家从最根本的思想上认为“婚姻是自己的事，父母无权干预”。父母如果对子女婚姻强行干涉，大家不会指责子女不孝，而是会指责父母“干涉自由，干涉人权”。
　　
　　在学校方面，韩国也不如西方。韩国的老师还有打学生、搞体罚的情况。当这些在西方是几乎不存在的。
　　
　　以上随便举了两个例子。我想应该够了！
　　
　　也许有人会反问我：“儒学也对韩国带来了许多正面影响，例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高尚品质。你为什么不说？”
　　其实，这些高尚品质在德国都有，但德国人不推崇儒学。
　　
　　也就是说，儒学带来的正面影响，大部分都可以用“非儒学”的西方方式得到。但同时，儒学还带来了很多封建残余式的负面影响。
　　
　　如果有一天，中国迎来了真正的民主法制，且不论是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政党的带领下进入了民主法制（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就先跳过着过问题。假如真有民主法制那一天，中国将会实行怎样的民主法制呢？是韩国那种带有“儒学封建残余”的民主法制？还是西方那种自由开放的民主法制？
　　
　　当然，在某些方面，韩国人是值得我们学习，但对儒学的推崇这一方面。我们万万不可学来！
　　
　　有些儒学的卫道士大力提倡儒学。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的。但这种方式实在不可取。
　　
　　我反对“文本位”思想。我们在文化方面，应该吸取他人的精华，去掉自己的糟粕。
　　
　　有些人极端地认为：西方国家过去的殖民侵越是军事殖民，现在的文化“侵越”是文化殖民。接受他们的文化就是做了他们的奴隶。其实，这个观点过于保守了！举个例子吧！罗马人崇尚希腊文化，许多东西都向希腊学习，但最后，罗马人没有成为希腊人的奴隶，而是希腊人做了罗马人的奴隶。
　　
　　当然，我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要保留的地方。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文明古国，且文化的包含面实在太广。文字、饮食、服饰、建筑等都包括在文化之内。但是，儒学等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东西是需要废除的。因为我国的思想和价值观远远落后于欧洲。
　　
　　希望大家能搞冷静地、理性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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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楼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新加坡人
[ sccs8888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32:26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选自http://www.xici.net/b141268/d8256103.htm
谈到新加坡人对中国、中国人的看法，我想站在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的角度谈一些想法，如有冒犯之处，实属无意。
　　
　　据我所知，新加坡人对中国、中国人的看法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明显地意识到中国已不是昔日的中国，中国发展了、变化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既可看作是新加坡发展的“顺风车”，更被一些新加坡人看成是“威胁”；另一方面他们还是看不起待在本地的中国人，尤其是不会说英语的一群。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华人与中国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可谓是极其的落后，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却令世人所瞩目，中国也不例外。
　　
　　记得当时刚进大学的我和我周围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对我们构成任何的“威胁”，相反，我们认为新加坡、香港、台湾，其经济发展的背后一定有其文化背景的支撑，而我们又一致认为这与新、港、台较好地保留、积淀了儒家的传统文化有较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中的大多数为儒家文化能够历经几千年至今仍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厚的影响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反省，是不是经过了“十年内乱”我们的国人把古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毫不吝惜地抛在了脑后？
　　
　　十几年过去了，新加坡由于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滞后，而中国却因不断地改革开放，加之较为封闭的经济体制，在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异军突起。与此同时，曾经青春年少的我，也在不经意间被命运安排与家人一起来这个曾经对她充满好感与好奇的国度工作。
　　
　　新加坡的确很美，由于幅员不够广阔，勤劳的新加坡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这片精心雕琢的土地上，看得出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热爱。但也许就是这份热爱，使他们很乐意沉醉在昔日的繁荣景像，而不肯接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若想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不很好地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味地抱怨，结果将不言而喻。
　　
　　住在我楼上卖五金的邻居说，“经济不好，我们的人（大学生）嫌工资太低而不接受工作，所以你们才有机会来新加坡工作”，我不想和他辩驳，我想这也是一些新加坡人的想法。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人才，移民局是不会发给我们工作准证的。
　　
　　当然，我知道新加坡人最瞧不起的还是那些劳工和想方设法来这里的中国人。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我倒是觉得新加坡人似乎缺少一点气量，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弱，因为一个人在决定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这个地方比原来的地方好（无论是感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如果有一天这些人发现待在中国感觉也很不错，他们还会来吗？所以作为新加坡人倒是不应该怕这些外国人来，这说明新加坡目前还比较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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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楼 把越南“影响”成一个超发达国家。
[ 长风沙005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49:00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把越南“影响”成一个超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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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楼 影响得越深的时候，矛盾月尖锐。
[ 长风沙005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49:4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影响得越深的时候，矛盾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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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楼 所以日本古代极为落后。
[ 长风沙005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50:44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所以日本古代极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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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楼 他懂中国？
[ 长风沙005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5:51:59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他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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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楼 中国人很多的：除了我们国内的人，还有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香港澳门同胞和台湾同胞。大家都来谈儒学，好事
[ 小杜55 ] 发表时间： 2006-10-13 16:46:4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投诉 ] [ 树状 ]

中国人很多的：除了我们国内的人，还有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香港澳门同胞和台湾同胞。大家都来谈儒学，好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