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子 文
时间：2004年4月1日
地点：曼哈顿中城某韩国餐馆
口述者：依歌
性别：女
年龄：42岁
河南人，画家。毕业于中国南方某美术学院，后留校任教。多次获奖，曾在德国等国家举办过个人画展。1993年随美国丈夫移民，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后与第一任美国丈夫离婚。2001年第二次结婚，即将携夫海归。
2004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当我气喘吁吁地迈进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韩国餐馆时，看见依歌正和一个美国男人热切地说着什么，看到我，俩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
“这是麦克，我先生。”依歌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美国男人。
“很高兴认识你。”一股顽皮的笑意浮现在麦克脸上，深邃的灰眼睛显得很柔和。
“怎么，你要带着美国丈夫去‘海归’？”我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依歌。
“有什么不对吗？”面对我惊讶的眼神，依歌笑了，飞快地瞟了麦克一眼，在俩人眼神相遇的那一瞬间，我明显感受到了夫妻之间常有的那种默契。
缘起
“这很奇怪吗？”依歌笑着开始了她的叙述。
在去年10月份之前，我们就不止一次讨论过海归的问题。“我会陪你回去的，但得等我退休之后。”每次麦克都这样说。我掰着指头算了算，怎么着也得等10年以上，于是我知道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就放弃了。
出来11年，我回去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受刺激。国内变化太大了，当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租着农村的小平房，蹲在地上煮米粉为我送行，他即没户口又没钱的，凭空做着留在城市发大财的美梦。97年我回去的时候，他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口口声声要聘我做他的艺术总监，另外还有不少朋友，即使没发大财，也都干得红红火火的，混得不错，日子挺有奔头。
我是搞艺术的，在美国这么多年，除了读书，都是在美国公司工作。所学的专业也从油画转为平面设计，很实用，但也是万金油。当年我在德国办个人画展，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极有绘画天分，日后必成大气候。可现实的美国生活让我不得不放弃了“前途无量”的模糊理想。
去年10月，我第一次带他去了趟中国。在我长大的那个矿山小城里，他走在街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他在英文学校里教了一次课，孩子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围着他问长问短，让他兴奋得觉得自己像个外星来客。看着他喜不自胜的神情，我才真正明白，美国那种平静保守的小镇生活，和中国充满生气和人情气息的生活在他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波澜。
后来他跟我说，别看美国人住着豪宅，开着高档车，动不动四处旅游消闲，其实很多人内心挺孤独的。如果说大城市里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加深的话，小镇上独栋别墅的居住方式同样隔离了朋友间的亲昵和邻里间的熟稔。就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拜访也要事先预约，你说这人跟人之间能不隔膜吗？
那次中国之行我明显感到，麦克渴望那种被人需要、被人重视的快乐。
所以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归”成了我们之间很正式的一个话题。我曾经绞尽脑汁，希望为麦克找到一份让他满意的工作，但几经周折，发现我连他工作内容都描述不清，得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先回去，我可以边教英语，再慢慢找工作。”或许是看出了我的担忧，麦克主动提出愿意放弃他收入优厚的大公司地区经理的工作，和我一起回到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从零开始，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所以我们一块儿做出了“海归”这个或许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这决心一下，就忙着卖房、卖车，整个一个不亦乐乎，心里激动得不行，巴不得明天就登上飞机飞回中国。
启程的日子在5月下旬……
海归的话题算得上是近两年的热门，捧的骂的，没少被人念叨。有人说那些“海龟”都是些在国外混不下去的，这显然有失公允。其实每个海归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管怎么说，下决心去闯荡，重新开始，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
依歌算是一个。
考上美院
我的故事，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了的。
我有个二姐，长得特漂亮，我俩从小在一起，我就是她的陪衬人。我俩一块儿去我妈办公室，大人都说，依歌你是捡来的吧，不然你姐咋那么漂亮，瞅你即不像爹又不像妈的，多难看。我偷偷翻家里的相册，发现我爸妈年轻的时候都跟电影明星似的，怎么镜子里的我就没有吸收他们一点儿优点。就这样，我的自信心总是遭受打击。
不过，老天爷挺公平的，本该人人都有的美貌我虽没有，但却得到另外一种补偿。我是个特别会读书的孩子，从小到大，成绩都名列前茅。小时候我非常好强地争取第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起妈妈的注意。报考大学时，北大是我的唯一目标，其他学校概不考虑。可我的理科成绩总是过不了关。落榜后的那一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补习数学上，别的书都没敢碰，就为了报考北大。以至于后来我一看见数字就头疼欲裂，疼得眼前一片黑暗，视力也急剧下降。我妈害怕了，带我跑了很多医院，可始终没有发现病理上的问题，后来有位老医生对我说，你不要再看书了，考不上大学没关系，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想恢复得快一些，不如去画画、旅游、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万般无奈下我开始学画。
可能是个性使然，我每天看着时钟分分秒秒地往前走，就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根本不能把画画当成一种休息，也没有当成所谓的艺术追求，而终究把它当成了要达到某种生命境界的手段，所以画了半年之后我下决心要考美院。当时全国一共才五家美院，一个学校一年才收十来个学生，摊到全国，各省顶多也就一个名额，而且除了考专业还要考文化课。那时我已经20出头，又是半路出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的启蒙老师并不是名家，他连续三年报考美院，都因为文化课不能过关而被拒之门外，尽管他的专业水准已经很高。他评价我的色彩感觉很好，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我花了两年时间专心学画，终于考上南方一所非常著名的学府，正式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而我的启蒙老师却一直没有机会进入专业美术学院深造，至今还留在家乡矿区那个小地方。
那时候在中国，考上大学离开家是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和再投胎没什么两样，人的生活绝对会因此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说我考上的是美院，千里挑一，那是什么感觉？不但我自己的生活道路发生一个重大转折，连我妈、我姐，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为我骄傲，而在此之前，哪有人重视过我呀！我的虚荣心终于得到一种满足。小时候我自卑，没有朋友，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从大学时代才开始交往，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逐步有了自信，才开始脱离二姐的阴影。
给美国农民当老婆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美国人。
认识他时，我刚刚与初恋的男友分手，还没有走出失恋的阴影，只是从此发誓不再跟中国男人打交道，因为中国男人的城府和深刻让我刻骨铭心。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我崇拜的男人在一起却不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当我一心一意等待他离了婚来娶我回家的时候，他却跑来告诉我他老婆怀孕了，于是我整整两个星期在暑假里空无一人的宿舍里昏睡，经历生不如死的感觉，将自己折磨得形容枯槁。之后好不容易站起来，又一头扎进画室，试图用画笔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他来了。
画室里没有水龙头，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洗笔，当我匆匆返回时，看到栗色头发的他正在画室里东张西望。
我说过，我没有如花似玉的美貌，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内心深处对美的向往。7岁时，我从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里知道了白雪公主，就开始冥想总有一天也会有一个英俊的王子翩翩走向我。而此刻，那个眼睛又深又亮的男人就在我的眼前。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见到这个美国男人，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一点儿什么。后来他告诉我，他也是。
他来自美国中部威斯康辛州某所大学，正在这座城市的一间大学进行互换交流。
7岁的时候，他曾经问他的父亲，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狠毒？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3岁时母亲抛下他和哥哥弟弟，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5岁时父亲再婚，继母一直虐待他们三兄弟，以至于他一想到要回到那个毫无温暖的家就浑身发抖；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父亲早点下班回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躲过随时而至的继母的拳脚；他也曾亲眼看到继母因为弟弟忘了倒垃圾而揪住他的头发往墙上猛撞，直至晕厥过去被送进医院抢救。所以这些记忆，让他对女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父亲告诉他，不是天下女人都如此狠毒，在遥远东方有个叫中国的地方，那里的女人善良贤慧。
从此，娶个中国女人成为他深刻的梦境，7岁开始的梦境。在美国中部那个封闭的小城里，在他进入大学之后，为了圆这个儿时的梦境，他毫不犹豫地选修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并最终带着这个梦想来到中国。
冥冥之中，上帝之手牵引他来到我的面前。命运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我参加高考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小城，我妈因为我报考了美院要离开家去外地，恨不得见谁跟谁哭，最后她虽然妥协同意我远走他乡，但她的本意是，即使我上了美院，毕业之后也应该回到小城里，在中学当个美术老师什么的，然后嫁进小城人家，结婚生子，和和美美地跟人家过小日子。可偏偏，命运不但让我离乡背井，而且婚姻多舛。
认识他的时候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在他回美国之后，我们一直靠通信联系，那些信，让我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眼睛明亮的大男孩。
或许因为我是学油画的，所以我们讨论他艺术，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一幅画是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那是一张充分表现画家内心忧郁的画，画中，缅因州波涛起伏的褐色原野上矗立着一幢古老的木屋和饱经苍桑的谷仓，时光漫长而静谧，只有鸽群走动时以及晒衣绳上的衬衣被风吹动发出的些许声响。
近处的草坡上，一位双肩瘦削的女子背对画面，她似乎正在往山坡上爬行，她的目光越过这荒凉的草地凝视着高处地平线上的房子，她的手指扣地，正在做短暂的喘息，她还得一阵子才能爬到目的地。
夕阳西下，草地上纷披着柔和的碎金的光芒。
她枯瘦而嬴弱，像一个势单力薄的梦，孤立无援地生长在这片原野上。
当我们共同面对这幅画，我感觉到他被画面上那种令人内心无比空旷起来的巨大孤独深深击中，他不能言语。久久地端详着残疾少女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那里有原野隔世的风和空旷的寂寥，有孤单的生命个体与无边无涯的旷日持久的对抗。这景况超越现实，近乎梦幻，但它却是一个现实，一个实在的随处可见的现实，这现实属于怀斯和克里斯蒂娜，也属于像他那样一个被命运和时光播弄的人。
我被他的感动所感动，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待他，并想像着自己如同天使一般，可以抚平他生命中两个女人（生母和继母）带给他的伤痛。但我并不知道除了感动之外，还有付出，也无法了解那种伤痛背后是怎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寂寥和孤独，而我最终将为这种极度地缺乏安全感付出代价。
毕竟，我后来充当的是他妻子的角色，而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况且我也是个女人，在付出爱的同时，也需要得到回报。说这话时，一丝苦笑挂在依歌的嘴角上。
我们开始希望单独相处，可那时我住在美院的教工筒子楼里，邻里之间完全没有秘密可言，谁都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好朋友来了留宿也是经常的事儿。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外地来看我，晚上自然是要住在我那里，打地铺吧，我的朋友说。他一听，脸马上就拉下来了，当着我朋友的面就发作起来。结果我们吵了一架。如果你不能忍受这些生活习惯，你干嘛不呆在美国？我对他说。美国没有你！他这样回答我。这种毫无修饰的献殷勤让我一下子就哑了，说实话，我当时特感动，想起他在信中曾经画过一个地球，我在上端，他在下端，他说他真希望我也在那儿，在他的脚站着的地方。他的方式很特别，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直截了当，表达爱的方式也很含蓄。这种含蓄和那个年代的中国男人很相似，让我觉得受用，但后来当我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这种含蓄最终成为我们之间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后来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我更倾向于那些直截了当表达意思的美国男人。
当我们走得越近，就越能感到彼此间越来越多的不同。我在美院当老师，收入虽然不很多，但从来没为钱发过愁，加上一群好朋友出门，大家都抢着买单，每个人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收入比我们都高很多的他，每次到了结帐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让我觉得和不肯“买单”的男人出门，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对于金钱，后来当我在美国读学位、找第一份工作，并自己租房和打点自己所有生活开销之后，才有了概念，但在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他出自内心对贫困的恐惧。我认为他是一个小气的男人，简直无法容忍。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多地对生活环境产生抱怨，用很尖刻的语言，让我无法忍受。也许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因此对于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开始吵架，为很小的事情，为他一句刻薄的话和一个不屑的眼神。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能有一些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对他的理解可能会深刻一些，或者他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一些，我们的相处或许会融洽一些，可惜这些都没有。我们只能互相抱怨。
我们就在这种我对美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他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走到了一起，当时促成我们婚姻的很大因素来自外部。那个年代跟老外相恋是很引人注目的事，至少90％以上的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巴不得有一天你被老外给甩了，这样当初很多人“肯定是她投怀送抱，那个老美肯定是玩她的……”的诅咒就成了箴言，即使是我提出分手，也不会有人相信。头顶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决定结婚。
婚后不久，我病了。严重的神经性胃炎，人瘦成一把骨头。住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里，我对自己的婚姻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学院因为我已经嫁给了老外认为我迟早要离开对我相当冷淡，家人因为我嫁了老外而拒我之门外，我和他之间越来越多的争执让我变成了个怨妇。直到有一天，他一怒之下辞去工作飞回了美国。
他走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不想让别人看我的笑话，所以支撑着病体开始为我几乎打算放弃的德国画展作画。我打算好了，去德国之后，找一所学校安顿下来，就在欧洲继续学画。直到四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你来美国吧，我在家乡买了一间公寓，还给你办好了医疗保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刚刚安定下来的心又开始悸动不安起来。我想起《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空旷的枯草地、陈旧的谷仓、马车轮碾出的路痕一直通向农舍……或者我真的要继续去给美国农民当妻子？
国外美展
89年我从美院毕业时，没有人来看我们的毕业美展，北京正闹学潮，人们都上街游行声援去了。展厅里冷冷清清，看着都让人心寒。唯一的兴奋点是那年正好赶上全国美展，美院油画系送了一批省美展的优秀作品进京参展，我作为应届毕业生里唯一留校任教的学生，有两副作品被选中。在业内高手林立的美院，我成了包括许多教授在内都十分忌妒的对象。那时候我好强的个性表现得非常强烈，我根本不理会人们说三道四，固执地认为画画这个东西就是和体育、音乐不同，不是靠的论资排辈，而是靠的题材或者是创意的突破，所以毕业后两年，我常送自己的画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画展。直到有一天，一个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为我写了一个专访。
说起这个专访，我至今都耿耿于怀。专访可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我的话被不加前因后果断章取义地写进了文章，似乎是中国的体制给艺术家带来的限制使我的生活十分窘迫，比如我收入是每月200元人民币，少得可怜，可是她不知道我每月支付的电费只有0.35元，学校提供给我的宿舍是免费的等等。当时正值六四之后，政治气候并不很好，这种所谓在“强权之下挣扎”的文章，是会惹来祸事的，更何况她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正在我四处找人，想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时候，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收到来自德国、新加波、台湾等地一些画廊的来信，邀请我出国办画展。显然，这是《亚洲周刊》上的那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好运。这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去国外办画展，是每个独立艺术家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当然不可能为了坚持所谓“正义”，放弃这样的机会。仔细权衡之后，我选择了德国某国民银行，这家银行是德国第三大国民银行，银行旗下投资了酒店、赌场、餐馆、展览厅、画廊等，而他们的画廊专门推介一些没有名气却具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用很便宜的价格收购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出钱为他们做宣传，直到捧红为止。
那时候我的婚姻正亮起红灯，一向自信的我对未来似乎失去了掌控。于是带着犹疑和举棋不定我去了德国。德国公司为我安排了最好的接待，夜夜欢歌，灯红酒绿。当地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名人。
在那里我遇到了皮特－一个美术史专业的博士生、能操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德国小伙子和大他9岁的中国妻子。
见到皮特，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我跟着当导游的他去了他的家。
“小英，来客人了”。还在家门口，皮特就大声叫道。
皮特的妻子小英应声走了出来。
见到小英之前，我有很多猜测。从皮特的话语中，我明显感受到他溢于言表的幸福。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这是不是他们和睦的原因？他的夫人一定是个即优雅又聪明的东方美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想到我那个悬在半空中的婚姻。
看起来有40多岁的小英，小小个子，明显比彼皮特大很多，染过的头发仍能从发根处看到许多新生的白发。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中国女人。她穿着在家干活的宽松衣服，看到我没有吃惊，亲切的对我笑笑。估计皮特常常会带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回家。
“快进屋，太冷了。”小英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一面回过头去嗔怪皮特。“你拉着人家在冰天雪地走回来呀？”
小英从里面给我拿来件毛衣，“脱了大衣会有点冷，把这个穿上吧。”
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在地上跑着，皮特一把将他抱起，自豪地向我介绍，“这是我大儿子。”我吃惊的问：“还有老二啊？”
皮特指指小英的肚子，“在那儿呢。我真的没想到有个孩子会有这么多的乐趣。”彼得不停的亲着孩子的脸蛋。
我想起在美国的丈夫，我们也曾商量最少要生3个孩子。
晚饭是大米饭青菜和炒虾仁，很久没有吃真正家常饭了。我的胃口大开。
小英不断给我，给儿子，给老公碗里夹虾仁。皮特突然把她刚夹过来一粒虾仁又放回到小英的碗里，“你吃，你是两个人呐！”皮特爱抚的眼光让我心里感觉羡慕。
饭后，皮特带着孩子，怂恿我和小英出去走走。在慕尼黑街上一间小小的酒吧里，我和小英相对而坐。聊天中才发现，这个大我十岁的中国女人，和我有过太多相似的经历。我们都曾有过一个和中国男人的初恋，经历那段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初恋，我们都选择嫁给了西方人。不同的是至今我仍不能确定我的选择是否正确，而小英已经找到了今生的幸福。
“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就生孩子，因为担心我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但皮特还在读博士生，经济来源很少，皮特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来管，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买东西时我总想着给他和孩子买好点儿的，到自己头上就没钱了，所以我去那些慈善机构的店买衣服，全是德国人捐的，只要1马克一件。我们生孩子的时候，皮特的教堂还捐了一台洗衣机给我们。”
我在小英家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家没有客房，我在客厅里铺了个地铺。可能是为了省电，到了晚上虽然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身上，还是冷得发抖。虽然回到酒店，会有冲足的暖气，有各式大餐等我享用，司机24小时听候吩咐，并且所有的一切不需要我付一分钱。但我还是不愿意离开。实话跟你说，你别笑我目光短浅，我真的觉得小英一家的生活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平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人生极致，可遇而不可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