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黄小励

我的父亲在1979年夏去世，至今有二十七年了。每当想起父亲，我都觉得非常难过和遗憾。

父亲出身在广东省广宁县的一户贫农家庭，有六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第四个孩子在幼年夭折。时势动荡谋生艰难，祖父母先让十六岁的长女到码头上做搬运工；再让两个儿子出去流浪当了报童；接着把第五个孩子卖给一户地主做“妹仔”(即丫环)。最后是祖母带着几岁大的么女改嫁。一家人全散了，祖父最终孤零零在家病死。
父亲当报童时人穷却有义气。那时是抗战，广州文理学院撤离途经广宁。其中有个女大学生，想读报纸又手头拮据，便和父亲商量。父亲说：报纸你拿去看，我到街上卖报，转几圈回来再向你要报纸。女大学生和她的几个朋友因此得以免费读报。她非常感激，执意要认父亲作自己的义弟。她后来听闻有慈善机构在广宁设了孤儿院，便托人让父亲进去，图个日有糊口食夜有遮头瓦，不必终日街头奔波。父亲便带着弟弟在孤儿院住了几年，认了几个字。1949年父亲参加工作后，在履历上填的是“小学三年”文化，就指在孤儿院那几年学的东西。

父亲到青年时长成高个宽肩的壮小伙，当上邮电工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扩充队伍争取民众，富有正义感的父亲进入他们的视野。中共地下党员要求父亲帮助，他应允了，后来便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1949年后，与父亲有联系的中共党员成了广州某机构的领导，父亲就成了新政权最早的一批工作人员。
1949年是我们家新生活的开始，好运接踵而至。父亲和母亲结婚，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因父亲之故很快有了工作。以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划线，父亲理所当然属自己人，他也激情澎湃理想满怀。抗美援朝开始，有家室的父亲居然报名当空军飞行员。只是在体检中，发现鼻子内有息肉被淘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父亲生命理想的最高调，随后便遇到挫折。

1952年全国搞“三反五反”，负责华南共青团委员会机关采购的父亲不可避免地受到审查，怀孕的母亲、外祖母和一岁的大姐也被从机关宿舍中赶出。这祖孙三代女人只得投靠一个在广州的外祖母远亲。经历了几个月不见父亲身影的日子后，我呱呱落地。
运动过后甄别，父亲检查过关恢复工作，一家又搬回宿舍居住。二十多岁的父亲此后有了很高的警惕，但思考算来未深，于是在1955年又莫明其妙地挨整。那年父亲是机关共青团支部的书记，他和支部里的几个年青人给领导提意见，随后遭到整肃。
父亲三年内两次受打击，政治热情从高端急速降落到硬硬的实地。他明白了自己加入中共的希望已成泡影。伤心的父亲向领导提出调动工作单位，来到下一级的广州市郊区体育运动委员会。说来父亲在郊区体委的工作应与他的青年理想有很大距离，而我留有的关于父亲的记忆，全是他受整肃后的时光。那都是些温馨、欢乐的日子，没有一点忧郁寡欢和可怜的痕迹。

那时我们住广州郊区的机关宿舍，同一层楼住了三家人，十四口人中有八个孩子，数我们家的最多。虽然住得挤，小孩玩在一起，倒是开心。
父亲性格爽朗为人宽厚，年纪也居长，被邻家孩子称作“李伯伯”，很受尊敬。那段时期，尽管不是供给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非常明显。大家工资相差不大，煤柴口粮食油等日常用品凭证供应。物质贫乏的日子，父亲能过得常带笑声。
从商店买的煤球常有破碎，父亲用个大盆，把散煤做成一个个小团晒干再烧。我们跟着他做煤团，有说有笑，把两手搞得黑乎乎。有段时间每月口粮定额中配了面，父亲就决定做包子。他洗净脸盆来和面，大手翻飞；没有擀面杖，他找个酒瓶，用瓶身把面团推开，再压滚出一块块包子皮。一边做，一边和同楼的邻居调侃，非常热闹。
周末不过是短短一个星期天，还要买米劈柴的做许多家务；热心工作的母亲入党早，父亲把家务都揽在身上，总显得轻松愉快；兴致来了，他会约邻家的梁叔叔施叔叔杀上几盘中国象棋。各家男主人全神贯注地在楚河汉界两侧布子厮杀，想出一着好棋，就得意地把棋子叭一声拍在棋盘上，似乎向对手示威。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挨整后，父亲似乎不再求政治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在后来的风浪中安然渡过。尽管在升职提薪上都不如意，但父亲想得开，淡泊名利而不辜负人生，工作兢兢业业，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郊区公社大队组织群众性体育运动。
父亲好学，虽仅在孤儿院读了三年书，没有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他坚持写日记，字体端正，还可以写出文字通顺的报告。工作之余父亲还学习了羽毛球裁判理论知识，通过考核，成了业余的国家一级裁判。

1966年，中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父亲那时四十多岁。
报纸上登出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新闻后，我听到邻家叔叔评价说：这个小组不得了，权力很大呀。就好奇起来，凑过去问为什么。谁知父亲立即把我拉开，严肃地告诫我不得乱说。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的名字从排第二跌至排第八，大家都议论纷纷。父亲不让我们插嘴，听到我们直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就瞪眼。父亲显得安静，很少发评论。年轻时受到的整肃，似乎是两块留在他心里的厚伤疤。政治风暴来了，伤疤隐隐犯疼。他对己是明哲保身，对子女则加以约束。

“文革”时中国出现了无数自发的群众组织，被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不少对单位领导有意见的人，都利用搞运动的机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和不满。早年挨过整的父亲成了保守派，只字不提年青时的冤屈。比父亲年轻九岁的母亲却是造反派，热情高涨。
父亲谨慎地尽自己国家机关职员的职责，但对群众组织的活动，父亲保持着距离。他“逍遥地”渡过从1966年到1968年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年月。也许由于父亲在文革中的超然态度和赤贫出身，他比较快地离开干校，重回郊区体委。倒是“文革”中积极参与的母亲遇到麻烦，踟蹰干校好几年。
我当时插队到贫困山区，探亲时与父亲聊天，不免带出能经受艰苦锻炼的沾沾自喜而又有些自怜的语调。他听后笑着告诉我，他在干校劳动时是一把好手，给甘蔗培土等农活做得又快又好。
我意识到，父亲青少年时的贫苦经历烙印很深，使他比我更经得起摔打。这个时期，是人们心情最沉重的时期。父母亲有工作，也有工资，但子女下乡，不知今后是何情景，对将来确实感到迷惘。那时父母亲对钱卡得紧。一次乡下做搬运工的大姑妈有事，要父亲回乡一趟。从广州去广宁的长途汽车票就是几块钱，但父亲连这钱也省，骑自行车跑近百公里回乡。
另一方面，父亲对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广州人喜欢看足球，“文革”后没有什么娱乐，足球比赛大受欢迎，一票难求。父亲在体委能买到足球票，朋友们就向他拿票，却不给票钱。母亲在球票上注明票价，有些人明明是为了拿票来我家，一看要钱，就说不看了。父亲便说“票送给你”，让朋友把票取走。

在下乡那段时间，我开始交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亲是老干部，“文革”时双双受审查。我是家里第一个谈恋爱的孩子，在心底揣摩父母的反应，心绪时阴时晴。
我最终局促不安地站在父亲面前，把这层交往用最简单的话，像作检讨似的告诉了他。父亲听完后，微笑着说：他（指我当时的男朋友）的父亲我认识。那是解放初期，我到广州市军管会办事，他的父亲是军管会的副秘书长，就是找他办的。父亲的态度使我顿觉轻松。
父亲对我的男朋友既不刻意取悦也不刻意疏远，保持一种长辈的身份；但从来没有阻挠过我们的来往。 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的影响力增加，使许多老干部出来工作，男友的父亲也再度任领导职务。我这时的心情，有担心被人视为“高攀”的踌躇，还有担心高干与平民距离太远的惶恐。父亲比我坦然，与男朋友的父母见了一面后，就很少来往，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基调。

那段时期毛泽东的指示很多，像大学招收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生，像共产党内要“吐故纳新”等。前者令我和大姐有机会先后走进大学；后者则让父亲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当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她语气兴奋。
也是那个时期，我对政治现状强烈不满，和父亲入党的喜悦成强烈反差，我张扬的性格也逐渐收敛。我在内心反复咀嚼体验父亲的感受，意识到他即使在坎坷时也把入党愿望深埋心底不予放弃。我相信父母亲同样感觉到政治环境的压抑，他们的耐性固然因为他们过往的政治教训，也因为他们成长的青少年时期与我们是天壤之别。
在父亲看来，儿女们或工作或学习，自己在多年波折后终于入了党，还有我们家此时在郊区政府新建的宿舍中分到一个独立单元，住得比前宽敞；毕竟还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1978年回广州生孩子，住在丈夫的父母家。我的父母亲第一次有了外孙，实在高兴异常。
小孙子满月时，大家到爷爷奶奶家做汤圆庆祝。这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到亲家吃饭，我很有些忐忑不安。
父母到达后，父亲就主动提出他来准备糯米粉。我担心他觉得孤单，抱着儿子在旁边默默地相陪。父亲一边忙碌，一边和我丈夫的家人说话。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广州口音很重，但他似乎不在意，爽朗地说着笑着。父亲瘦，骨架棱棱，一双手筋骨突起，浑身露出阳刚气；与老干部家的沉静是种对比。两户人家虽然在一起，但交谈实在不多，就算谈吧，也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事。
那时已经打倒“四人帮”了，但还没到“思想解放”的年月，人们说话依然颇谨慎。但我觉得一方是领导干部，另一方是普通干部，彼此之间的差异恐怕也妨碍很深的交流。我觉得父亲不停地说笑，多少是为了掩饰自己到领导干部家的局促。这是我唯一一次有意识地观察父亲。

父亲出事时，在场的是小妹。那天暑热，父亲骑自行车到郊区检查体育工作回家，满身是汗，就洗了个冷水澡。过后，他觉得头晕，便对小妹说他躺一下。我们知道父亲有肝炎，但不知道他还有高血压。小妹和小弟想让父亲好好休息，到晚饭煮好了才喊床上的父亲，却发现他既不动也不应。俩人大吃一惊，连忙把父亲送到附近的郊区人民医院，却是为时已晚。
等我赶到医院，父亲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医生护士在忙着拆掉各种管子，搬走各类抢救设备。一切情景都承载着“父亲生命已经终结”的残酷信息，令我悲痛不已。
对父亲的早逝，全家都非常痛苦，小妹和母亲更是自责。我们关照父亲的肝病，却疏忽了父亲的高血压和身体的整体状况。这次让脑溢血“偷袭”而中，让我们万分痛悔。
但要是再深说一步，那时报纸广播天天都在宣传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充斥着诸如“焕发青春”，“放开膀子大干”的报道，哪里会教人们“养生”。父亲虽年过半百，对待自己的人生追求却非常认真，很在乎自己的党员称号，也接受这种激励。他去世时，不过才当了五年党员。倘若父亲不是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而是在生活的天平上加多照顾自己的砝码，我想他不会去得那么早。

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一切显得遥远。他当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我们何尝不如此？父亲一生没有改变自己骨子里的质朴和淡泊，保持着爽朗明快乐观通达的性格，这陶冶得我们这些子女都性情开朗。
在我逐渐年老时，我感到，父亲对自己的一生，想来不会同意我们的那种遗憾，他会觉得安详和满足，有“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的坦然。以父亲那一代人看，像他那样走完人生，也实在是相当不错的境界。 【纽约】 黄小励